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抗战时期中日各方战报中敌我双方伤亡数字的差异问题，并为之感到困扰。王奇生教授在《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载《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一文中根据蒋介石日记指出：“蒋介石对于日军方面公布的伤亡数字，常以10倍去估算，如1938年5月日本方面发布开战以来日军战死59098人，蒋推断其实际战死者当在59万人以上。当1940年2月日方广播声称在广西击毙国军8000人的战绩，蒋推断国军死亡‘并不过千，损失必不甚大’。”并发问：“不知蒋的这一折算比例有何依据？”笔者学浅，无法做出确切的回答，但凭自己的一点古史知识，有所联想，或许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答。

战争时期在数字上做文章，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古今中外，所在多有。有的夸大己方军队数量，先声夺人，以达威慑敌方、不战而胜之效，多用于出征之时。例如，赤壁之战前，曹操致书孙权，说：“近者奉辞伐罪，旌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孙权有屈服之意。周瑜劝道：“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不复料其虚实，便开此议，甚无谓也。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周瑜的估计未必准确，但曹操的“八十万”有很大水分是可以肯定的。又如《金史·完颜昂传》记载：“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如所记属实，岳家军数量夸大至十倍之多。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金军身上。据《金史·移剌窝斡传》载，金军会攻移剌窝斡，“发骁骑军二千、曷懒路留屯京师军三千，号称二万，会宁济州军六千，亦号二万。”其夸张幅度也不小。不过，战争毕竟是实力的较量，虚夸伎俩也常会被识破，表面强大者也往往会有致命的弱点存在，所以，这种靠“影子军队”来慑敌的夸张战术，历史上成功的例子并不多，反例倒是不少，赤壁之战便是典型。

另一种情形是故意制造己方军力弱小的假象，以诱使对方轻敌犯险，因而制胜。最典型的是战国时期齐魏马陵之战中孙膑的减灶之计。齐国军师孙膑利用魏将庞涓的轻敌心理，数次减灶，庞涓惑于表象，果然中计，以为齐兵怯弱，乃舍弃步兵，率其精锐急行追击，最后兵败身死，为天下笑。也有人反其道而用之，用增灶之计，示强以惑敌，其事见于《后汉书·虞诩传》。虞诩任武都太守时，羌人来犯，分抄各县。虞诩因其兵散，日夜兼行百余里。途中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人不敢逼。对此，虞诩后来解释说：“羌人众多，我军兵少，徐行则易为所及，速进则彼所不测。敌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当然，没有哪一场战争是可以简单地通过宣传中虚张声势或示弱诱敌就可以取胜的。

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前面所说虚报战斗损失或战果。在作战之际，为提振士气民心，或为邀功避罪，常出现夸大己方战果，少报己方损失，甚至讳败为胜的情况。汉武帝时骠骑将军霍去病迎降匈奴浑邪王时，“尽将其众渡河，降者数万，号称十万”。这还可以算是偶然事件，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形成虚报军功的惯例呢？事实是上有的。秦国在商鞅变法后实行奖励军功政策，按照斩获敌人首级数量计算军功大小，论功行赏。这种制度为后世所沿用，但是要如实统计杀敌数量，在实践中却有相当的难度，渐渐地便形成一些通行的、不那么较真的做法。可以知道的是，至晚在东汉时期已经形成了“破贼文书，以一为十”的惯例，或说潜规则。这一点在《三国志·魏志·国渊传》有明确记载：“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国渊耻于内战，没有按照惯例将杀敌数量夸大至十倍上报，因而被曹操视为奇事，可见虚报军功的现象在当时如何普遍，而且当政者对此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容忍。至于“以一为十”之说，可能只是个虚数，不见得就是十倍，当依具体情形而有所不同，或三五倍，或七八倍，等等。既然国渊只是个异数，则这种惯例不但在当时流行，在后世也很可能仍被沿用。降至民国时期，战事连绵，虚报战果的情况比比皆是，几无例外。国军上将张发奎在自传中就曾坦言：北伐攻克武汉后，“我沿袭旧习惯，像虚报敌军伤亡数字一样虚报自己的伤亡数字”。（《张发奎口述自传——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回忆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71页）军校出身、久历战阵，又浸润过传统文化的蒋介石，对这一历史惯例一定有所了解，他对敌我双方实际伤亡和战果的估计，或许正受它的影响。同时，蒋介石估计失准的例子也说明，这一惯例虽是有用的实践逻辑，却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自古用兵讲究知己知彼，虚己惑彼，但这种虚惑之术，如不加节制，运用不当，往往会惑己虚彼，损己资彼，运筹者不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