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男女平等,我们却打算从男女不平等说起。这是因为不平等有着更漫长的历史,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它是常态,是主流。不平等的原因、功能、道理都是具有独特价值的借鉴,它可以映照和衬托出“平等”的收获与代价。

男女不平等不外两种类型:女性凌驾于男性之上和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即母系社会和父系社会。

关于母系社会的第一个问题是,历史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过这样的社会。正统的观点当然认为母系社会实实在在地存在过。但这观点日益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史蒂文·戈德堡在《父权制的必然性》一书中驳斥了大多数人类学家的这种主张:在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过妇女统治的社会,或是在男女关系中妇女执掌大权的社会。玛格丽特·米德认为,该书引用的资料无瑕可击。

认为母系社会曾经产生并得以维持一段历史时期的两个主

要论据是:(一)妇女曾在生产中发挥着比男子更大的作用,即那时男子狩猎,女子采集,而采集比狩猎更有保障,以及妇女在农业的产生中发挥了作用。妇女因其生产中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二)那时人类尚未开始定居,氏族不断迁徙游动,男子流动性更大。妇女因承担养育子女与照顾家庭的职责,从而为流动的氏族提供了凝聚中心,因而在氏族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上述第一种解释是难于成立的。首先,考古学并不能为这一说法提供充足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第二,从逻辑上这一说法亦难成立。如果采集比狩猎更有保障,男子体力更充沛,他们为什么不可能从狩猎转向采集。第三,统治权的获取不会仅仅取决于社会生产中的角色与功能,它有其自身的逻辑。第二种解释似乎含有更多道理,即在维系家庭与氏族的过程中,妇女的性别角色发挥了更大作用,从而使她们一度统治氏族。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对特罗布里恩德岛上的原始部落的考察中,发现他们不知道生殖的原因、父亲的存在及人类与父亲的联系。“马林诺夫斯基认为——他的论点是很难推翻的——全人类都必定经历过特罗布里恩德岛民现有的那种生活,因为过去无疑有过一个不知道父亲的时代。”是因为“父亲的不存在”,才使母亲的地位上升。虽然强悍男性的代表——舅舅,在母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只是辅佐母亲,代替不了母亲的功能。生殖的神秘、种族的繁衍、氏族的维系,都因“父亲的不存在”而凝聚在妇女的性别角

色之上,从而有了一段妇女统治的时代。

因为妇女的统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当群婚结束,父亲出现后,昙花一现的母系社会便告终结,从此让位于漫长的父系时代。

男子靠什么获得了性别上的统治地位?正统派的思想也是一以贯之的。他们认为性别在生产中的作用开始转化,遂使男子地位升高。我们以为男子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是漫长父系社会中男子社会统治地位的重要来源之一,但那只是第二位,只是后来才愈形重要的。过份强调社会生产中的位置对社会权力与地位的作用是一种狭隘的思想方法所使然的。现实中的社会权力既与生产相关联,又保持其一定的独立性,具有其自身的逻辑。使男子获取了社会统治权的第一因素是战争。罗素说:“由于女子不能打仗,所以家庭事业不如男子掌管有效用。”而对外的战争不可能不影响一个氏族、部落的内部结构。一个对外握有强权的性别群体不会在内部甘心沦为二等角色。罗素还说:“父权的发现使人类社会比母系时代更有竞争性,更有能量,更有生气和掠夺性。”我则以为与之逆向的逻辑更有道理,即人类社会固有的竞争性与掠夺性选择了男子占据统治地位。为什么一定会选择男子?因为男性身体更有力量。托夫勒说,一部人类历史,其中基本的权力资源不外三种:暴力、金钱、知识。在早期的人类历史中,暴力占据支配的地位,男子更有力量,因此占据了统治权。事情就是这样简单。

我们从不轻视社会生产中的位置对人们社会地位的影响。而在自远古至前工业化社会(甚至包括工业化社会)中,力量始终在生产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男子也必然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优势。

正是因为在前信息社会中,力量是权力争夺(战争是其最显在的形式)与社会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而男子更有力量,因此他获得了社会权力。又因为在权力争夺与社会生产中,力量的作用渐渐让位于智力与知识,因而男子在两性中的优势渐渐失去,女子在两性中的劣势渐渐好转。因而也才可以说“文明史主要是一部父权逐渐减少的记录。”而这种减少与逆转也正发生在机器取代了体力的伟大工业革命之后。妇女解放的宣言奏响于18世纪末叶的法国大革命之中,妇女解放的大潮勃发在19、20世纪,都是“权力的转移”与“生产力的转移”之大势所酿成的。而在权力基础与生产力基础变更之前,父权制是无可谴责的,它是群体内外残酷竞争的必然结果,是减少内耗增加效率的合作结构。

在父权制的漫长历史中,统治者建立和完善了与之配套的意识形态。铸造性别的这套意识形态是专横而缺乏弹性的。但古代社会中哪一套意识形态又不是这样呢?古代社会缺乏一种分工制的纽带(杜尔凯姆称之为有机纽带)将社会维系在一起。这个社会的维系与凝聚靠的是信仰、习俗的一致性。建立在一致性的基础之上的秩序是得来不易的,必须为之牺牲个性,必须杜绝越轨行为以换得秩序的安全。如果说一切古代意识形态均带有此种专横的特征,对性的渴望与追逐则一向是一切社会秩

序的腐蚀剂。为了维护秩序,性别规范自然就成为了最专横、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内化在人们心中,造成了性别的社会角色。我们不赞同米德所言“两性人格特征的许多方面极少与性别差异本身有关”,但确实赞同文化与意识形态的作用在性别差异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文化的功能之一是成为人类生存的工具,帮助他提供生存的方式和秩序,而不必要每个当事者费尽心思去选择行为方式。古代的性别规范完成着这一功能。那时候的夫妻不会像今天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事务的分工合作中这样冲突、惶惑、无所适从。当然,也因为这一性别规范的专横无弹性,越轨的事情必然发生。比越轨更多的,是那些个性强悍、才华卓越的女子被扼制在这一刻板规范中。这正是父权制的代价。

古代的中国社会建立了最完备的父权制,现代的中国在智力与知识对权力与生产的决定作用上,在社会物质富裕上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然而我们的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当然无法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却走在了世界的最前列–城市中的男女拥有一致的就业机会,获取同样的工资,农村中的男女获取同样的工分,领导岗位要配备妇女名额,等等。

这种超前的、动用行政力量造就的妇女解放的直接后果是使得家庭关系紊乱。我们说文化的功能之一是为人们提供生活模式,减小他们选择与摸索中的混乱与困顿。而我们的妇女解放运动仅仅将妇女推上了社会,却没有为她们提供家庭中的角

色模式。家务该由谁来做?中国人失去了社会文化的引导,只好听凭当事者们去摸索、选择、碰撞、磕打。于是家庭矛盾丛生,角色冲突千奇百怪。

即使打碎了旧的性别模式,在新型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的关系中,积四十余年的实践,人们也应该摸索尝试出家庭生活中新的性别分工。然而我们却没有找到。究其原因,在于一种强大的行政力量,通过扶助弱者压制强者,干扰破坏着家庭中强者与弱者的正常分工。甚至使得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强者丧失了应有的自信心。

它首先使中国社会失去了男子汉。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分配系统中,在体力依然成为生产力基础之组成部分的国情中,一个普通男子应该能比一个普通女子在生产中作出更大贡献,获取更多报偿。但是我们的分配系统贯彻着荒诞的“同工同酬”的平均主义原则,它帮助妇女补足了她与男子的工资差额。当一个男子拿着同样多的工资回到家中的时候,他失去了他昔日的尊严。又因为他的体力毕竟明显地优于他的妻子,便只好比工资不少于他的妻子干更多的家务。在一个不受行政力量干扰的分配系统中,两个人会有他们明智的选择:强悍的男子出外挣更多的钱,弱小的女子守家作更多的家务。是社会主义对妇女的恩赐,使得中国男子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扎进家务中,日益女性化。美国学者吉尔德对国家福利所作的批判是富有启示的,他说:

婚姻的解体并不是因为规章决定,而是因为福利水平破坏了父亲在家庭中所起的主要作用和所处的权威地位。他在自己家里不再感到有男子气概。……在福利文化中,金钱变成不是由男子通过辛勤劳动赚来的东西,而是由国家提供给妇女的一种权利。……再没有比日益认识他的妻子和儿女如果没有他能生活得更好更加伤害这些男性的价值了。……从打猎的原始时代起,经过工业革命,一直到现代生活,这种男性的活动范围都是十分明确的,可是现在他已被富于同情心的国家背弃了。

这种政治推动的妇女解放,也使中国失去了自己的女性。在近四十年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女子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独立价值是什么,相反她只一味跟从政治的指引,以男性的指标作自己解放的标志:作女拖拉机手、女飞行员、女垃圾清洁工、女勘探队员。似乎完成了这些便是妇女解放的获得。实际上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男子的价值与特征前所未有地席卷社会。也恰恰是在这一过程中,妇女的价值与特征遭受了最大的沦丧。“解放”就是变成男人,这真是绝大的嘲讽。

正是因为这一解放运动是以扶持弱者、抑制强者为手段的它把男子赶进了家务,把女子推向了社会,它使强者不敢相信自己的力量,弱者误以为自己不弱,从而破坏了社会的基本分工,瓦解了社会的起码的效率。在日本社会中,一个女子成年后到社会上工作,结婚生育后又返回家中,待孩子成人后她才再度进入社会工作。也就是说,在日本一个男人半个女人就完成了社会生产的现代化,同时又拥有一个整洁、舒适的家庭。而在中

国,夫妻双双走入社会,却并没有完成我们的现代化,夫妻双双下班回家,面对一个肮脏凌乱、失去了分工与秩序的家。

这一解放运动将男子打回家庭,成为主妇,将女子赶向社会,成为强人,从而最终失去了男子的气概与女子的温情,沦落到一种“中性”或曰“无性”的状况中。此种“无性”又将使这个社会变得无色——色彩单一,无情——情感贫乏,无味——趣味枯燥。玛格丽特·米德说:

如果一个社会坚持不同年龄群体、阶级、性别群体应该拥有不同的人格标准以便它们在社会系统中各司其职,那么,……社会就会按个体特定阶级、性别、肤色甚至出生日期专断地给其规定穿戴什么样的服饰、遵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定式。尽管这样会妨碍个体天赋才能的充分发挥,却使一个丰富多采的文化的形成成为可能。……而消除男女性别人格间的差异,也许意味着文化复杂性的随即丧失。……这本身就需要文明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

尽管今天的中国社会又恢复了男女服饰上的多姿多彩,但人格深处性别特征的衰弱,怕是经过一代人的时间都难于复元。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终于开始结束社会主义的福利及其向妇女恩赐的平等。市场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女子择业困难了,特别是女性大学毕业生。推行了四十年的事物可以毁于一朝一夕,至少也说明了这种解放与平等从来没有深入人心,它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实在太少了。或许从一种激进思潮导致的最

国,夫妻双双走入社会,却并没有完成我们的现代化,夫妻双双下班回家,面对一个肮脏凌乱、失去了分工与秩序的家。

这一解放运动将男子打回家庭,成为主妇,将女子赶向社会,成为强人,从而最终失去了男子的气概与女子的温情,沦落到一种“中性”或曰“无性”的状况中。此种“无性”又将使这个社会变得无色——色彩单一,无情——情感贫乏,无味——趣味枯燥。玛格丽特·米德说:

如果一个社会坚持不同年龄群体、阶级、性别群体应该拥有不同的人格标准以便它们在社会系统中各司其职,那么,……社会就会按个体特定阶级、性别、肤色甚至出生日期专断地给其规定穿戴什么样的服饰、遵奉什么样的行为规范、采取什么样的反应定式。尽管这样会妨碍个体天赋才能的充分发挥,却使一个丰富多采的文化的形成成为可能。……而消除男女性别人格间的差异,也许意味着文化复杂性的随即丧失。……这本身就需要文明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

尽管今天的中国社会又恢复了男女服饰上的多姿多彩,但人格深处性别特征的衰弱,怕是经过一代人的时间都难于复元。

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市场经济,终于开始结束社会主义的福利及其向妇女恩赐的平等。市场带来的变化之一是女子择业困难了,特别是女性大学毕业生。推行了四十年的事物可以毁于一朝一夕,至少也说明了这种解放与平等从来没有深入人心,它的积极的社会功能实在太少了。或许从一种激进思潮导致的最

激进的妇女解放一下子转变到公允地衡量人们的能力才干颇不容易,因而很难说今天市场中的“性别歧视”不带有矫枉过正的性质。又因市场是无形的手,企业有它选择雇员的权利,妇女此番择业上的受挫是严酷而无奈的。并且宏观地看,市场的这种歧视与选择并非没有道理和完全的不明智。一方面我们已经拥有了一支择业大军可供挑选,另一方面,一个年轻女子就业后不久就要面临生儿育女。我们还没有寻找到一种妇女雇员与雇主间工作报偿上的合理的交换模式。退职几年什么待遇呢?复出后原单位有义务接受还是重新谋职?真正的妇女解放不应干扰市场中自由公平的交换,而恰恰应建立在这种公平交换的基础上。以披上了“妇女解放”外衣的不公平交换出场,必然使人们退避三舍。

因为妇女要生儿育女的生理特征将在一定时间里影响她们从事社会性工作,也因为社会上劳动力的过剩,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有相当数量的女子或终生或一定时间内作家庭妇女。这本是正常的。但是中国妇女回到家中尤其困难,原因便是出来后回去难。她们见过了广阔的社会天地,经历了其中的苦乐,要她们回到斗室中格外困难。其实日本妇女大多有过几进几出的经历,但在那里已经有了模式。一个模式、一样习俗、一种人人都如此的生活方式可以释去当事的个人面临境遇变迁时的痛苦。而我们的社会中还没有这种习俗。因此经历过社会主义的妇女解放,又受到市场挫折的中国妇女将是痛苦的一代。这种心态的失调与精神上的痛苦大约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去消化。

中国的每个家庭需要重新考虑其角色分工。我们曾经有过的妇女解放运动毕竟没有白白走过。在求学、择业上妇女都有自己的权利。但与此同时,市场也开始摆脱政治恩赐的平等,开

始其无情的选择。每个家庭又要因地制宜:是男人更有社会工作能力还是女人?怎样分工才有最佳综合效益?

每个中国妇女面临着市场经济的崛起、官方恩赐的终结,都要重新为自己定位。再不是以男性的特征作为妇女解放的标志。妇女是人类群体中的一极,她应该把自己的独特的潜力展现出来,她应该找到切合自己的生存、工作、审美方式。为什么养育一个孩子比造一件商品低下,为什么在家庭中不可以兼营一些社会工作,为什么在工业革命的冲击下沦为单纯消费单位的家庭不会因妇女的开发重新成为爱情、生存、工作的共同体。男人们已经走入了现代社会为他们造就的窠臼中,难有生存方式的突破与创新。女子则刚刚跨出传统社会,尚处在现代工作方式的边缘上,充满了选择。她们不仅可望重新为自己定位,其潜力的开发还可能会为 21世纪的人类生存方式提供新的选择。

最后,让我们从代价的角度,概括一下这两个历史阶段——漫长的父权制时代和短促的政治化了的男女平等时期——中的得失。

父权制的最大收益在于为性别角色提供了一种模式,使他(她)们免于陷入个体选择的困惑与冲突中,得到一种“安全感”‘;为社会提供了一种分工合作的秩序,使之免于混乱,进而获得一定的效率。与此同时,父权制的最大代价是压抑个性,不允许一个出类拔萃的女子超越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规定,从而极大地浪费着女性的才能。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说:

这种社会的每一个体都获得了一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既带有绝望的意味,又是和一套固定的角色分不开的,即使如此,这种安全感仍然不失为高度复杂社会对所属成员的酬答。

“男女平等”时期的最大收益是它普及了一种观念,即女子拥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从而为女子发展潜能提供了机会。但是它迅速走向极端,变追求机会平等为完全的平等,以致造成了一种新型的、更为荒诞的不平等:弱者对于强者的剥夺。又因为这一价值观变追求男女平等为男女一致,从而消灭掉了由异常丰富的两性特征构成的复杂人世,造就了一个单调、苍白、贫乏的社会。它没有细致地为性别角色规定出各自的义务,只好听凭每一对夫妻自己去选择、争执和确认各自的分工,从而导致家庭生活中的无序、混乱与低效。平等并未获得,秩序与效率也丧失了。

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或曰女权)?该怎样获得一种不以社会的混乱无序、男子的受剥削为代价的女子的解放?那就是认识到,平等是权利,而不是结果。女子有权利就学、择业、从商、参政,但能否得到某一职位却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非社会的恩赐。社会竞争的原则应当是一视同仁的,不带有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偏见的。它对女子的态度应当是“上不封顶”,一个成功的女子可能成为学者、教授、巨商、部长、主席,社会决不施以人为的压制;同时又是“下不保底”的,一个女子没有社会工作的能力与欲望,或是在夫妻分工合作的选择中自愿成为家庭妇女,社会决不施以人为的扶持,保证她获取某种社会职业。我们说,力量、金钱、知识,构成了人类历史不同阶段中的权力与生产力的基础。今天的社会中,尽管知识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但力量与金钱仍然并非无足轻重。因此在今天的现实中,在平均的意义上女子还难于与男子获得平等的社会权力与地位。但在自身发展、社会参与、成就追求中她与男子享有同样的权利。

我们从父系社会走来,我们面临着改造传统的任务,但决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因为今天的社会仍是昨天的继续,今天的权力与生产力的基础虽有变迁,并未同过去一刀两断,因而传统的部分内容也仍有其价值。

今天的女子有了更多的权利、机会和选择,但是社会上仍需有一个影响着多数成员的有关家庭中性别角色分工的文化模式。没有文化传统的引导,一切决定于个体的智慧,听凭当事者当下的选择,难免不是负担、困惑、冲突与混乱。怎样在拥有一种社会行为模式的同时对突破了模式的男女保持着宽容,怎样使一种必要的社会行为模式不瓦解于同样必要的宽容之中?这是传统社会未能解决的问题,它往往为了秩序牺牲宽容;这也是今天的社会并未圆满处理的问题,它往往为了个人选择牺牲了文化范式。这一深刻的矛盾与挑战其实贯穿在个人与社会的一切关系中。

作者:郑也夫

来源:《代价论》第9章 男女平等之困惑

时间:1991年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