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早期分流不可能被德国人垄断。德国人早期分流的特征在于其严格的制度化。与之对应的是“自然的分流”。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等级观念是德国人在二百年前能确立教育分流制的缘由。要在同期的美国建立这样的制度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因为那里没有阶级观念。但德国人的伟大，首先在于认清了分流必行后便任凭世风流转而固守这一原则；其次在于其令教育分流渐次走出了封建等级的阴影，转化为现代公民兴趣与才能的函数。而一系列配套措施的建立，如两种类型的中等教育之间的通道，又如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的便利与技工阶层报酬的优厚，使其教育分流制精致，周全，历久不衰。

我们有着与德国人完全不同的历史与制度选择。自秦王政结束封建制，特别是自隋唐开创科举以后，中国社会拥有西方无法比拟的垂直流动的阶梯。我们至今没有德国那样的教育分流制度。但是在中国人漫长的科场博弈中，“分流”早就成为了家族的策略选择，且这一选择有极大的广泛性。因为考中举人和进士的超小概率，即令殷实之家也不会让其全部子弟扑向科举。又因秀才可以带给全家较好的尊严和地位，贫寒之家也会节衣缩食选出一个子弟敲科举之门。于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形成了与德国近现代的“制度分流”相对应的“家庭分流”。二者异曲同工的是降低竞争的成本。

中国当代教育中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的一个重大原因是，我们失去了先人在漫长岁月中贯彻的“家庭分流”。

下文首先叙述晚清民国之际的家庭分流，继而讨论其何以丢失。

科举制度建立后的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是家族兴衰迅速。于是耕读传家、诗书继世成为金科玉律。人才辈出的家族遂被推崇。晚清曾国藩家族正是这样的楷模。不同于众多曾氏家族的研究者的广泛关怀，笔者仅关注这一家族成员对功名的态度，及功名者的比重。

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早年失于检点，三十余岁后立志回头。从此“终身未明而起”。带领耕夫们将家里小片农田开垦连接一体，种植水稻蔬菜，养猪养鱼。致富的同时建立了治家之道。《曾国藩家书》中脍炙人口的“早扫考宝书蔬渔猪”便是祖父治家的口头禅。发达后曾家的妇女都坚持纺纱、做衣、纳鞋。

国藩父亲曾麟书（1790～1857）历经16次童试（考秀才之试，亦称乡考）失利，43岁（1822年）方考中秀才。自知天分有限，后不再应试，专心致力于培养其五子。日后子辈出外闯荡，他闭门栽培孙辈。

曾国藩（1811～1872），1833年（约22岁）考中秀才，翌年中举人，1838年（约27岁）第二次会试考中进士，入翰林。

曾国潢（1820～1886），1845年与弟赴京，在兄督导下学习。1846年（约26岁）捐纳国子监监生。此后无意举业，回乡专心辅助父亲照料家务。曾短期助兄训练乡勇，父病归乡。父去世后全面主持家务。

曾国华（1822～1858），曾童试失利，1846年（约23岁）捐纳国子监监生，后几次参加乡试（考举人），均告失利。36岁时死于与太平军之战事。

曾国荃（1824～1890），1847年（约23岁）考中秀才。秀才分三等：廪生、增生、附生。国荃1848年获科试一等，补为廪生。1854年选为优贡生。优贡生价值存疑（齐如山，1955，59），但廪生大多货真价实。旋即发生的战事中断了国荃的科举之路。其日后的地位来自军功。

曾国葆（1828～1862），1848年（约20岁）通过了童试的前两关县试和府试，但院试未过，厌倦科举。1851年勉强参加，再告失利。父兄均支持其选择，从此告别科举。后加入湘军，34岁病故军中。（以上参阅成晓军，2006）

曾国藩有两子。

长子曾纪泽（1839～1890），在1850年咸丰登基时被恩封二品荫生，即不必经童试即可直接参加乡试。1859年（约20岁）乡试失利。有研究者认为纪泽共三次乡试失利。（董丛林，2001，180）但似乎更有力的证据是，1870年考荫（受恩封者们的形式化过场，考毕可赏官衔）后见慈禧时的答话：“奴才应乡试一次，因随侍父亲在外，不能常常回籍应试，别的诗古文还学过，就是不会作考试之文。”（张立真，1997，27）为父守制三年后出使英法。纪泽非不通国学，且研习过天文、算学，粗通英文。在纪泽心生厌倦提出退出科场时，曾国藩慨然同意。

次子曾纪鸿（1848～1881），于1862年（15岁）在湘乡童试的县试中获榜首，且从其日后参加乡试看，他应该是考取了生员的功名。以后1864年（16岁）、1867年、1870年三次乡试不中。1870年朝廷赐其“举人”。1872年祖父去世，同年几个月后他完成了《对数详解》（五卷）。1874年他推算出圆周率一百多位，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日后李约瑟给予高度评价。1876年（约28岁）参加过一次会试，不中。1877～1881年完成了《炮攻要术》（六册）、《电学举隅》。由此可见他虽参加科举，但心有旁骛，更大的志趣显然在西学。34岁英年早逝。（参阅董丛林，2001，185～188）

笔者不掌握曾氏家族以下成员科考方面更详细的信息，仅列出三部资料中辐辏出的功名情况（顾廷龙，1992，64卷，84；成晓军，2006，附录；曾麟书，2002，附录）：

曾纪梁（1842～1925，曾国潢长子），县学附生（殊卷中填写的是“太学生”）。

曾纪湘（1852～1870，曾国潢三子），县学附生（硃卷中填写的是“邑庠生”）。

曾纪寿（1855～1930，曾国华次子），清邑庠生。

曾纪瑞（1849～1880，曾国荃长子），优廪生。

曾纪官（1852～1881，曾国荃次子），优廪生。

曾纪渠（1848～1897，曾国葆抚子，曾国潢次子），荫生。

曾广铨（1871～1930，曾纪泽抚子，曾纪鸿四子），7岁随父去英、法、俄七年。无功名。精通数国外文。

曾广銮（1873～1920，曾纪泽三子），一品荫生。

曾广钧（1866～1929，曾纪鸿长子），1889年（23岁）中进士。

曾广镕（1870～1929，曾纪鸿三子），硃卷中填写的是“邑庠生”，其他文献中看不到其功名记录。

曾广钟（1875～1923，曾纪鸿五子），荫生。

曾广祚（1879～1931，曾纪梁次子），县学附生。

曾广img4（1879～1933，曾纪湘抚子，曾纪渠次子），太学生。

曾广汉（1867～1913，曾纪瑞长子），邑庠生。

曾广河（1874～1898，曾纪瑞三子），邑庠生。

曾广江（1869～1921，曾纪观长子），县学附生。

曾广敷（1866～1911，曾纪渠长子），县学附生。

以上最年幼者为1879年生，1905年废除科举时约26岁，其余多在而立之年后才遭逢科举。曾广镛（1884～1937，曾纪渠四子）废除科举时21岁，其余广字辈男性成员广铎（1892～1936，曾纪渠七子）、广泰（纪渠九子）、广滋（纪渠十子）、广镇（1887～，曾纪寿三子）、广钦（曾纪寿四子）、广锜（曾纪寿七子）、广渊（曾纪寿八子）年龄都低于曾广镛。广镛年龄以下的广字辈兄弟皆无功名，且因遭逢科举废除时年纪尚轻，与科举基本无涉。

先做一点小统计。曾家国字辈五兄弟中，一进士，一贡生，两名例监生，一名童生，有正途功名者的比例为2/5（40%）。纪字辈8位堂兄弟：8位生员，两位荫生（曾纪泽，曾纪渠），功名者的比重为6/8（75%）。两代男性成员功名者的比重极高：8/13（60%）。但毕竟非正途者与不参加科举者也占有相当的比重。广字辈上述11位男性中，2位荫生，1位无功名（曾广铨），5位当代研究者给出了具体的功名。还有3位（曾广镕、曾广汉、曾广河）只有“邑庠生”这样的称号，笔者疑惑有捐纳的可能。故对广字辈不做统计。因何疑惑稍后再说。

稍微深入一点的分析，只能在信息较多的曾国藩五兄弟和曾纪泽两兄弟七人中展开。从中可以得到这样几点认识。其一，在科举的浓厚氛围和巨大诱惑前，依旧可以显示出人各有志。曾国潢26岁捐纳监生后旋即回乡理家，毕生一次科考不曾参加。曾国葆20岁第一次童试已生厌情，三年后勉力再试，以后便永远告别科举。曾纪泽仅参加过一次科考。家族对曾国葆、曾纪泽的放弃持赞同态度，显示的是真正的宽容。而家族对国潢一次不参加的态度则另有原因。国潢表示“愿意在家中帮堂上大人照顾家事，不愿再应小考”。国潢的选择受到鼓励，与其说是家族对其不参加科考的一般意义的宽容，毋宁说是阖家的策略选择，即成员间的分工合作：一些兄弟出外科考闯荡，另一些兄弟留守理家。从曾国藩日后的多封家书中可以看到这种意味：“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做主。”“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此后近而乡党，远而县城省城，皆靠澄弟一人与人相酬酢。”“余敬澄弟八杯酒，曰‘劳苦最多，好心好报’。”（转引自成晓军，2006，57～58）两辈人中还有一个异数——曾纪鸿。三次乡试、一次会试，说明他愿沾功名。但他显然是身在科场心在西学。曾国藩岂止宽容。纪鸿的智力走向小半是圆父亲之梦——曾国藩曾对二子言其平生三耻，其一是对天文算学毫无所知，纪鸿大半是沉醉在父亲倡导的西学中不能自拔。一句话，曾家这七人中，三人不侍奉科举，一人实则皈依科学。

那个时代投身科举的高成本、小胜率，致使多数家庭在成员间做出分工。但就条件论，曾家有所不同。曾国藩考中进士时，曾家与寻常家庭无异。但其27岁考取进士，其时四个弟弟的年龄分别为18岁、16岁、14岁、10岁，他们的科考可以在多方面得到兄长的帮助。即便需要有兄弟务家，国潢一人可以了。家族对国葆退出科举的态度，映衬出今天“万人过独木桥”与清代人各有志的巨大差异。当然曾家广字辈不尽服侍举业的部分原因是，其父辈军功太大，可以荫庇一些子侄入仕。

曾家不是典型的科举家族。其一，曾家的科举历史短——大界曾氏家庭自衡阳至湘乡历经约六百年，“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曾国藩语，引自成晓军，2006，3）相反，很多望族功名上的辉煌跨越明清两朝。其二，该家族军功太过显赫，殊异于科举家族。鉴此，笔者本想统计几家“科举家族”中正途者的比重。从张杰的书籍认识到《清代硃卷集成》的价值，那里有清代乡试、会试考生对家族成员功名情况的填写。不料阅读《清代硃卷集成》后有两点疑惑。其一，记载中无功名者未必齐全。其二，功名者的记载中，确凿捐纳的“例监生”几乎没有，而在正途与非正途上颇为模糊的“庠生”“太学生”的数量太大，很难认定他们是正途还是非正途。比如同治元年（1862年）山东乡试举人张蕙圃考前填写的家族记录中，父辈63位男性成员中，“庠生”12名，“太学生”9名，“荫生”没有，“监生”（有可能捐纳者）仅3名；兄弟一辈69人中，“庠生”25人，“太学生”7人，“监生”没有，“恩赐”1名。（顾廷龙，1992，217卷，408～411，参阅张杰，2003，39。注：笔者的统计与张杰稍有差距。）张仲礼的研究证明，清代功名者中非正途者约占1/3，正途者占2/3。（张仲礼，1955，122）以此对照张蕙圃的填写，产生了上述疑惑。进而推论到曾氏家族的广字辈。其中曾广镕在笔者所见的当代著述中未见其功名记载，但在曾广钧会试前的填写中，其弟曾广镕为“邑庠生”。（顾廷龙，1992，217卷，64卷，84）曾家广字辈11位成员中，若一位捐纳都没有不免令人生疑。因无力区分这些家庭的功名者中的正途与非正途者，笔者知难而退，放弃了对一些家族更大规模的统计。

张謇（1853～1939），光绪二十年恩科会试状元。其祖父早年入赘江苏东台县拼茶镇吴家，以后吴家迁至江苏海门长乐镇。而张家祖居江苏通州西亭。张謇之父张彭年要兼挑两家，便娶了两房妻子。其妻葛氏生长子、五子。金氏生二子（十岁时溺水身亡），三子张察，四子张謇。张家世代务农。“家后稍裕，吾父半岁外出，一切经纪，皆吾母手自厘绪。家人四十余口，耕田纺布，人无废惰。”（张謇，1879）张謇四岁时能背诵《千字文》，五岁随三兄长入邻家私塾。老师出对子“人骑白马门前过”，12岁的张謇答“我踏金鳌海上来”，惊呆了老师。遂力劝张家另请高明，自办家塾，一定让其走科举之路。1868年张謇15岁考中秀才。却步入冒籍事件，蹉跎3年，耗资费力方才了结。1873年两房分家。即在张謇中秀才至分家期间（准确年份不清），张家做出决策，“母曰：‘人子当先知服劳，汝父辛苦甚，无有替者，汝兄弟可一人读，一人治生产。’察遂废举业。”（张謇，1879）

以后两兄弟踏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张謇的科举之路异常艰辛。五次乡试，32岁方才中举。第四次会试后“尽摈除试具”，慨叹“计凡大小试百四十九日在场屋中矣”。亲属师友力劝后才于1894年（近41岁）第五次参加会试，其后在殿试高中状元。好在他自1876年（23岁）入吴长庆幕，渐缓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察则永别科举，协助父亲治家6～11年（因不清楚“一人治生产”的决策年份）。“去冬（1878、1879之交）父捐助豫晋赈，（张察）得奖县丞，分发江西。”（张謇，1979）1889年入南昌县帮审，1892年（41岁）署贵溪县知县。1904年（其时张察53岁，张謇51岁），经弟力劝，张察隐退南通，与弟共办实业。张謇日后说，其成功赖贤人助阵，功归“一兄一友两弟子”。有同人云“张謇主外，张察主内”。

南通近代工业的辉煌无须笔者赘述。本文着意指出的是，当年“汝兄弟可一人读，一人治生产”的那次家庭重大决策。没有张察的退出科考协助治家，张家必无法支撑张謇科考的最初年月，当然也无力积攒钱财，日后捐纳县丞成就张察。

我们再看蔡元培（1868～1940，光绪十八年进士）的案例。蔡家世代经商。但曾三伯祖因偷漏关税要处极刑，“家中营救，罄其所有”。元培祖父从典当行学徒做起，升至经理，重振家业。父辈兄弟七人。“先父为钱庄经理，二叔为绸缎庄经理……三叔好武艺，外出，不知所往……四叔亦经营钱庄，五叔、七叔为某庄副经理，全家经商，唯六叔读书。我家至六叔，始考试入学（秀才），后并补廪（廪生）。自六叔以前，祖传无读书登科之人。”以上见于《蔡元培自述》。蔡元培一辈兄弟三人，长兄在上海崇实印局任职，三弟在绍兴钱庄任职，并料理老家事务，只元培一人走科举路。（绍兴蔡元培纪念馆，2004）但蔡元培在报考进士时对家庭几位主要成员的填写，似与其自述和今人写的传记有不同之处：“祖嘉谟谱名廷桢字佳木国子监生议叙从九品盐提举衔，……考讳光普谱名宝煜字耀山（注：即元培父亲）国子监生议叙从九品，……叔父钧谱名宝灿字晓山（元培二叔）蓝翎从九品保升即补县丞钦加盐提举衔，……宝然字燕山（四叔）国子监生，……宝炯（六叔）字岷山优行廪膳生。”（顾廷龙，1992，69卷，398，400）如此看来，元培祖父、父亲、二叔或许做过品外官吏。《自述》未提及，大约是短期，“议叙”当指经过考核，尚未升入从九品。特别重要的是，祖父、父亲、四叔都是监生。《自述》中不提，估计是捐纳所得，不以为荣。从这种轨迹中窥见的其家族成员的诸种尝试，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蔡氏家族的策略选择。据说，晚清江浙很多商人家族在成员科举上面的策略都是选择一人上阵。

商家尚且举家只一人应试科举，贫寒农家就更不待言了。朱德在《我的母亲》中说：

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1905年废除科举后，求学与从业的分流，仍旧是中国多数家庭的选择。毛顺生的家庭便是这样。毛泽东在对斯诺讲述的《我的自传》中这样讲述他的父亲和家庭：

我于1893年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我的父亲是一个贫农，当他年轻的时候，因负债累累，便去投军，他当了一年多的兵。后来他回到我生长的村上，由于拼命地节省，他靠着做小生意和其他事业赚了一点钱，设法赎回了他的田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成为中农了。在这些田中，每年可以收获六十担谷。全家五口每年一共消费三十五担——这就是说，每人约七担——这样，每年可以多余二十五担。靠了这个剩余，父亲积聚了一点资本，不久又买了七亩田，使我家达到“富”农的状态。这时，我们可以每年在田里收获八十四担谷。

毛顺生与当地农民相比有两项优势。其一，如上所述他入湘军一年多，见过世面。其二，毛泽东未提及，其父读过两年私塾，能识字、打算盘。其家致富的细致过程毛泽东未言说。其一，毛顺生先将自己多余的稻谷磨成米，到20里外的银田寺和百里外的湘潭卖出，后成批地购买、加工和销售。（耘山、周燕，2011，159）其二，是老二毛泽民的功劳，也便是这个家庭的子弟分流。

毛顺生（1870～1920）有三个儿子：毛泽东（1893年生），毛泽民（1896年生），毛泽覃（1905年生）。

1902年毛泽东8岁入私塾。13岁时父亲觉多学无益，终止其学业。辍学务农期间，毛泽东读遍了村中能找到的全部书籍。1909年韶山冲来了一位叫李漱清的老师，思想开明、博学多才。他一下子看中了毛泽东，得知其父要他去米店学徒时，力劝毛顺生改换念头，送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1910年秋毛泽东近17岁时离开韶山冲。

毛泽民也是8岁入私塾。但9岁那年弟弟泽覃出生，被迫辍学帮助照看弟弟。弟弟3岁后重回私塾。1910年17岁的毛泽东求学东山学堂之日，便是14岁的毛泽民再次辍学之时。（曹宏、周燕，2007，17）原因无他，毛顺生无力供养两个儿子读书，况东山学堂的学费远比南岸私塾高昂。毛泽民日后在苏联如此填写履历：“原因家贫，从小7至10岁，读过四年蒙馆。”（引自曹宏、周燕，2007，57）仔细估算，是没有四年的。毛泽民异常能干，自17岁始，家里的田基本上他一人种，只是农忙时才请短工。父亲专心外面的经营。毛家的致富正是在顺生与泽民共同经营期间。

毛泽东日后的学历是：1910年秋入湖南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春到长沙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0月响应辛亥革命投笔从戎，在湖南新军当列兵，半年后退出；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1914年秋编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1918年6月毕业。

三弟毛泽覃的学习经历是：1918年跟随毛泽东到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次年转入长沙私立协均中学。同年秋，进入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

1921年春，出外历练了12个年头，羽翼渐丰的毛泽东返回韶山冲，力劝后，带领毛泽民夫妇、妹妹，一同走出家乡。毛家三兄弟是以这种策略开始其壮阔人生的。

从曾国藩、张謇、蔡元培到朱德、毛泽东，五个家族子弟中虽比重不同，选择的策略都是兄弟分流。

笔者无力呈现出上个时代众多家庭中子弟分流的统计学状况，却以为，以上情形绝非特例，且不会是小概率现象。

不靠社会制度约束、凭借家庭选择完成的“自然分流”是个绝妙的机制。其一，它降低了家庭投入科举的成本。一方面使一部分成员不再陪绑，家庭不再为他们烧钱。另一方面因压缩了应试群体的规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竞争的力度，而使在校者的学习不致过分异化。其二，它是良好的筛选机制。根据长时间的观察与全面综合的评估，而不依赖一次考试。孩子的兴趣常常是筛选的第一凭借。比如曾国葆对科举无兴趣，再比如曾国潢、曾纪泽另有志趣，分流由此定夺。孩子的能力是筛选的第二凭借，而家庭的经济承受力是筛选必行的压力，两者常常合二而一。比如张察与毛泽民学习能力上逊色于张謇与毛泽东，遂令父母决定前者生产，后者读书。这种选择多半不会是盲目的，特别是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家庭常常让每个孩子都享有一段学习经历，从中比较、鉴别。比如张謇、张察兄弟，很可能是两兄弟20岁前家庭做出决策的。毛泽东、毛泽民则是在兄17岁、弟14岁时分流。

“自然分流”完成于每个家庭。而社会是由家庭组成的，故微观上的效率最终构成宏观上的收益。中国人迄今未能建立德国的制度分流，我们的家庭分流也已不复存在，这是中国“当代科举”竞争惨烈、学校高度异化的深层原因。故反省家庭分流何故瓦解是未来寻求分流的必要准备。

敏感的读者早就发现，我们讲述的传统社会中家族面对科举时刻意选择的分流仅限于男子，因女子被排除在科举之外，是一种无须讨论的“既定的分流”。因而在中国传统的瓦解中，首当其冲的还不是传统家庭中的男性分流，而是两性殊途。

自然，教育面前的“性别分流”与“男性成员的分流”是殊为不同的东西。在人类置身的大宇宙和小宇宙中，最待开发的富矿不是黄金与稀土，而是女性的才智。或因早期被排斥在教育与社会生活之外，或因后来以效法男性为鹄的而淹没了自身的禀赋，至今女性显示出的才智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教育上排斥女性的终结是近现代社会的最大解放和收益。与之相反，传统家族中男性成员教育上的分流是值得今人留恋的经验。但是吊诡的是，独子政策举起右手灭绝了家庭中儿子们分流的同时，举起左手铲除了社会上男女教育的天地之别，它在促进女性教育平等上有特殊的功劳。

（1947～1979年的数据引自《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49～1987》。1980～1985年的数据引自《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80～1985》。其中1980～1983年的数据，前书也提供了，分别为：23.4、24.4、26.5、26.9，与后书有较大差距，原因不明。本表取后书。1984、1985年的数据突然急剧增高，1986年又骤跌，不合逻辑，因入校学习四年，如果某年招生中女生增多，该数据应影响四年，而非两年。故疑为统计有误。1986年以后的数据引自各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1950～1965年的16年间，女生比例增长了5.7%，平均每年增长0.35%。1973～1976年招收工农兵学员期间，女生比例明显增长，这是政策因素使然，自然竞争的开始就是“官方恩赐的终结”。（参阅郑也夫，1995，第9章）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两三年中，性比下跌到1965年之下，原因之一是这几年高龄考生多，而因生育之累高龄考生中女子更加少于男子。纵观60余年，女生比例最大且持续的提升始于1994年。自1994～2010年的17年间，增长了17.4%，平均年增长1%，乃至自2010年始高校招生中女生多于男生。而1994年的考生大多是1976年出生。1971年中国开始计划生育政策，1980年实行独子政策。生育国策与高校女生比例提升发生在同一时段不会是偶然的。

一个独生女的家庭对其女儿教育的重视常常丝毫不逊色于独生子的家庭，因为没有选择，他们只有这个女儿。不管多数中国家庭若有一子一女，能否平等以待，真实发生的毕竟是男女教育的平等是在独子政策实施的平台上完成的。而无论女子才智的开发如何意义非凡，教育上“性别分流”的瓦解成为传统分流瓦解的协奏曲，汇聚出中国高考空前的巨流。

（考生数、录取数、录取率引自百度文库。人口数字引自国家计生委网站“2000年中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数”。其中“考生数”与《中国教育统计年鉴》的数字略有差距。因《年鉴》未提供历年的完整数字，故使用了百度文库的数字。多数年份差距不大，只是2003年、2004年差距大些，《年鉴》的报名数分别为606万、867万。）

表5.2的设计基于应届考生，多为18岁青年。每一栏呈现出某一年龄的人口总数、其中报考高校的学生数、报考率（报考数除以人口总数）、录取数、录取率。其中笔者最关心的是“报考率”。因高考中断十年，1977～1980年的考生中包含过多的高龄考生，故上表未提供相应年龄段的人口数。直到1982年，随着应届生成为考生的主流，高考及其报名率才趋于正常。报名率的明显增长发端于1990年，自此一发不止，一直攀升到2011年的52.1%。假设2011年复读生占报名数的10%，则1993年出生的年龄组中的报考率仍高达47.4%。这是高得令人惊骇的比例。而1990年的考生系1972年出生。1971年正是计划生育政策出台之年。

1971年开始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1980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极大地降低了生育率，减少了家庭子女数量。

综上所述，瓦解“家庭分流”的原因简单之极：一户一孩儿，家庭成员教育上的分流从何谈起？即独子政策改变了人口生态，灭绝了传统的家庭分流。

70年代后，就改变中国社会而言，能超过或等量于独生子女政策的恐怕只有伟大的“改革开放”了。不幸的是，后者是福，前者是祸。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人口生态，从而改变了几乎每个父母的心态，每个子女的性格。无奈这种改变遗恨深长。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两性繁殖的物种，具有一个共同特征：拥有超过其抚养能力的生育力。为什么自然选择筛选出这一品性，它降低了该物种灭绝的风险。在现实中，多子女在完成着降低物种风险的同时，还完成了另一伟大功能：降低了父母对子女风险的担忧，他（她）们因此变得坦然、举重若轻。相反，如果他们心中总是怀有对风险的巨大恐惧，这心态必定全面地作用于他们对待子女的行为。他们将不敢承受孩子身上的任何风险，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有一堆鸡蛋，最愚笨的老太婆也会将之放入两个、三个篮子中，没有哪个篮子堪称最好，只有多个篮子才是最好。但如果只给老太婆一个篮子，她一定会挑选出那个更好一点的篮子。而如果将教育比作篮子，大学就是独生子女的父母们认定的最好的篮子。他们只有一个鸡蛋，焉能不放入最好的篮子中。于是孩子的兴趣、能力、众多考生拥挤在独木桥上的后果，都不做考虑了。是人类，乃至动物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超高的风险感，统摄着中国的父母。逼迫子女加入高考大军，是他们规避风险的策略之一。这是生态使然的一种心态。人强不过形势，心态孕育于生态。

终结传统的家庭分流，原因不一而足。除了本文所述的计划生育和独生子女政策，笔者看到了经济发展、核心家庭这两大因素。经济发展无疑改变了人们的若干决策。如果没有家庭经济压力，前文说到的张察、毛泽民是否辍学尚未可知。但即使在今天，经济发展并未消除所有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负担。今天很多贫困家庭含辛茹苦也要子女接受较高的教育，他们和昔日朱德家庭的差异是：朱家只能选一个子弟，今天很多家庭则是只有一个子女。就是说，独生子女政策导致今天贫困阶层的教育分流弱于昔日。另一方面，单纯的经济改善，只会使过去无财力支持但愿意读书的孩子有机会读书，不会使不愿读书的孩子去读书。如果后一情况发生，那多半是父母心态使然，这心态更可能是家庭独生子女所使然。要知道，不愿继续读书的孩子不是少数，这很可能是性格乃至基因决定的。即经济发展与独生子女政策，分别在不同侧面削弱分流。消除分流的另一因素是核心家庭的作用。由于聚族而居已成历史，兄弟间生存上的分工合作已大大弱于昔日。曾国潢理家的角色很难在今日社会中如法炮制。另一方面，昔日有功名者对大家庭的荫庇强度也是今天大多数有学历者做不到的。核心家庭必然极大地削弱兄弟间的分工合作。但独生子女政策干脆消灭了“兄弟”，故其终结分流的作用应该高于核心家庭。综上所述，笔者看到了其他因素，但仍以为，在终结传统分流上，独生子女政策“居功至伟”。

在动物乃至人类的常态中，父母面对的是两个以上的幼子，其爱心分摊给每个幼子。爱每个孩子，同时也拿得起放得下。这是生态使然：不放下这一个行吗，还有那一个等着呢。独生子女政策导致曾经稀少的特例成为当下普遍的状态：大多数父母都面对一个孩子。这种反常态之下发生的是：父母的全部情感集于一身。这还不好吗？糟透了，因为它有悖于漫长进化中的生存状态及与之相适应的品格。父母的多重情感——爱、恨、怨气、梦幻、愿景、理想——投射于一身，将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不能承受也必须承受者便是中国的大面积的独生子女们。

从积极的方向理解，计划生育政策是为了减少必然要消耗掉很多自然资源的人口。但因独生子女导致家庭生态的异常，进而导致父母心态的异常，异常的心态与过多的情感作用于唯一的对象，溺爱必然发生，最终造就的是一个个高消费的个体。与节省资源的论证背道而驰的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毁于一、二代人。这一异常的人口生态、家庭生态下发生了人们行为上全面的变异：没有了一个屋檐下的兄弟姐妹，也就没有了互帮互助的人生第一课，日后生存所必需的合作精神自然先天不足；自立精神更与如此生态绝缘。

独生子女政策是资源压力下的必要选择吗？如是，我们只好接受，然后勉力克服该项政策衍生的一系列负面性。问题是独生子女政策其实难以找到任何支点。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为何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据说是因为中国人多。但是中国人多不多，不能看绝对数量，要看人口密度。中国的人口密度如何呢？

如上表所示，今天中国的人口密度在世界各国家、地区中居第73位。有读者说：仅人口密度不令人信服，中国有很多地域不适合人类居住。要知道，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41倍，资源远比中国恶劣的以色列的密度是中国的2.59倍，韩国是中国的3.56倍。去除那些不适合居住的地域，中国的人均密度还是比这些国家宽松。我们再比较一下资源情况。

中国人均农用土地资源排在世界第32位。诸多国家排在我们后面，农用地比我们短缺。我们人均淡水资源2300立方米，不算丰裕，但比下有余。国际上“水资源紧迫”的定义是人均每年1700立方米以下，“水资源缺乏”的定义是人均每年1000立方米以下。以下大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分别为：德国（2200立方米），英国（2000立方米），西非（1929立方米），韩国（1461立方米），南非（1190立方米），埃及（936立方米）。我国矿产储量的潜在价值在世界各国中排第53位，也位于中上。（转引自易富贤，2007，106～117）

综上所述，一个人口密度排73位、人均资源居世界中上位的国家，有资格侈谈人口过多吗？比我们密度更高的国家有哪个实行我们这样极端的国策呢？七十年代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其实是当时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时捡起的一个廉价借口：我们经济困难因为我们人多。重复无数遍，始造俑者也信以为真了。在一个早就抑制了不同声音的社会中，这项国策畅通无阻。

本文的主题是“家庭分流”。其瓦解的第一成因是独生子女政策，是其导致的中国父母异常的心态。回归明智选择的前提是，回归健康的心态。回归健康心态的前提是，告别一个子女的家庭生态。是终止独生子女政策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