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公益众筹形式
中国份子钱的习俗由来已久,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以婚喜事最盛。
《江湖中国》里记载:份子钱起源于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的时代,与东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及儒教泛家族主义的精神内核紧密相关。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某户人家筹办一次大事费时费钱,邻里亲友便相互帮衬着,把事办周全。
而在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份子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
但在后期发展上,份子钱逐渐变了味儿。
在元代,随礼之风大行其道。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俸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官员为了随份子,月薪“十除八九”。
清末民初,送份子钱盛行于上流社会和平常百姓间,尤其是满族八旗。
为了体现身份,人家送礼不光送得多,而且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我满族八旗送的。
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描绘了各种人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通篇都是眼花缭乱的“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
老舍先生也在《正红旗下》就写过这么一段随份子的无奈:“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母亲没法把送礼这笔支出打在预算中,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呢?不幸而赶上一个月里发生好几件红白事,母亲的财政表格上便有了赤字。”
份子钱难道一直就这么猖狂吗
并没有,早在先秦,是主张“昏礼不贺”的,人们认为婚姻的目的是繁衍宗族,家家都有,人人必经,因此无喜可贺。
加上古代医疗条件、人们生活水平总体不高,所以不会像现代人这么高寿。等到儿女结婚,意味着父母的人生也就快到终点了,因此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淡淡的忧伤,婚礼也就不宜庆贺了。
正所谓“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还送啥礼啊,奏乐都不让,就坐那默默吃吧。
后来随着王公贵族奢侈堕落,率先在婚礼上奏乐、送礼,民间婚礼随礼风气渐渐流行。不过在明代以前,我国古人参加婚礼一般都不提倡送钱,而是提倡送实用的东东。
比如西汉赵飞燕转正成为皇后时,她妹妹送的礼物是:鸳鸯褥、云母七宝扇、孔雀扇、琥珀枕、龟纹枕、回风席、麝香等实用的生活用品。
消灭单身狗
朱元璋下了好大一盘棋
一直到明代,民间才开始流行随份子随钱的习俗。这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创意。
朱元璋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规定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所用酒肴,于一百家内供办,毋致奢靡”(选自《礼部·乡饮酒礼》)。以此来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他在晚年还向全国发布《教民榜文》,作为乡村治理的法令,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
意思是说谁家没有个婚丧嫁娶需要花钱的时候啊?乡里乡亲就要相互照应,团结才是力量嘛。以后谁家要有孩子结婚,同一里的人家每户出一贯或者五贯钱,这样一里一共一百户,加起来就是一百到五百贯钱,有这些钱买房买车不就都OK了?以后家家户户这么轮流支援,天下就再没单身狗了!世界美美哒!
朱元璋的这篇榜文就是公认的中国份子钱的起源。从中可以看出,份子钱的本质是一种互助基金,有点像现在的社保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称其为“新农合份子钱”,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以消灭单身狗为目的的古代公益众筹吧。
总之,朱元璋的榜文发布以后,份子钱渐渐成为中国人红白喜事的标配项目。
不被份子钱榨干不足以谈人生
虽说随份子钱这个习俗传承自明清,但上升至人情债还是近百来年的事情。份子钱刚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种带着祝福的民间融资,然而发展发展着就走歪了,成了沉甸甸的包袱。
清末时,家家户户都有一本礼簿。每逢接到婚嫁请帖,就要按照账目中的数字出份子。
到了解放初期,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所以这阶段又恢复到简单送礼的时代,但凡遇到喜事就送块普通的布料。
五六十年代时,大家转而送印着大红双喜的暖水壶、搪瓷盆、棉被等日用品。
七十年代不需要吃婚宴,也不用给份子钱,新人结婚的话只用在亲友间通知一下就好了。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观念加深,人们手上也有了闲钱,直接送钱的方式也为大家所接受,份子钱在此回归,并逐渐发展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红包里的金额也从八十年代的二十块一直升到现在的几百上千,短短三十年间份子钱已经翻了几十倍。
加上中国人的喜酒名目花样繁多,婚礼、丧葬礼、乔迁礼、祝寿礼、足月礼、升学礼……总之,被份子钱榨干,大概是每个成年人躲也躲不过去的人生吧。
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