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份子钱的习俗由来已久，就是在一个熟人圈中，大家集资向某人送贺礼，以婚喜事最盛。

《江湖中国》里记载：份子钱起源于人类历史上人口流动性相对较低的时代，与东亚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及儒教泛家族主义的精神内核紧密相关。

简单来说就是：如果某户人家筹办一次大事费时费钱，邻里亲友便相互帮衬着，把事办周全。

而在经济落后的农耕社会，份子钱自然而然形成了这种“原始的互济互助的形式”。

但在后期发展上，份子钱逐渐变了味儿。

在元代，随礼之风大行其道。在官场上，有时干脆直接从每个人的俸禄中扣除“份子钱”，有的官员为了随份子，月薪“十除八九”。

清末民初，送份子钱盛行于上流社会和平常百姓间，尤其是满族八旗。

为了体现身份，人家送礼不光送得多，而且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是我满族八旗送的。

吴敬梓在小说《儒林外史》中，就描绘了各种人对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通篇都是眼花缭乱的“凑份子”“派份子”“出份子”。

老舍先生也在《正红旗下》就写过这么一段随份子的无奈：“这些婚丧大典既是那么重要，亲友家办事而我们缺礼，便是大逆不道。母亲没法把送礼这笔支出打在预算中，谁知道谁什么时候死，什么时候生呢？不幸而赶上一个月里发生好几件红白事，母亲的财政表格上便有了赤字。”

并没有，早在先秦，是主张“昏礼不贺”的，人们认为婚姻的目的是繁衍宗族，家家都有，人人必经，因此无喜可贺。

加上古代医疗条件、人们生活水平总体不高，所以不会像现代人这么高寿。等到儿女结婚，意味着父母的人生也就快到终点了，因此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淡淡的忧伤，婚礼也就不宜庆贺了。

正所谓“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

还送啥礼啊，奏乐都不让，就坐那默默吃吧。

后来随着王公贵族奢侈堕落，率先在婚礼上奏乐、送礼，民间婚礼随礼风气渐渐流行。不过在明代以前，我国古人参加婚礼一般都不提倡送钱，而是提倡送实用的东东。

比如西汉赵飞燕转正成为皇后时，她妹妹送的礼物是：鸳鸯褥、云母七宝扇、孔雀扇、琥珀枕、龟纹枕、回风席、麝香等实用的生活用品。

朱元璋下了好大一盘棋

一直到明代，民间才开始流行随份子随钱的习俗。这要归功于明太祖朱元璋的创意。

朱元璋建立了“乡饮酒礼”制度，规定每年春秋，各地乡村要以每一百户人家为单位，聚在一起，大会饮酒，由乡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率众乡民宣读誓词：“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所用酒肴，于一百家内供办，毋致奢靡”（选自《礼部·乡饮酒礼》）。以此来培养民众的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

他在晚年还向全国发布《教民榜文》，作为乡村治理的法令，其中有这样一段内容：

“乡里人民，贫富不等。婚姻死伤吉凶等事，谁家无之。今后本里人户，凡遇此等，互相周给。且如某家子弟婚姻，某家贫窘，一时难办，一里人户，每户或出钞一贯，每里百户，便是百贯，每户五贯，便是五百贯。如此资助，岂不成就。日后某家婚姻亦依此法，轮流周给。”

意思是说谁家没有个婚丧嫁娶需要花钱的时候啊？乡里乡亲就要相互照应，团结才是力量嘛。以后谁家要有孩子结婚，同一里的人家每户出一贯或者五贯钱，这样一里一共一百户，加起来就是一百到五百贯钱，有这些钱买房买车不就都OK了？以后家家户户这么轮流支援，天下就再没单身狗了！世界美美哒！

朱元璋的这篇榜文就是公认的中国份子钱的起源。从中可以看出，份子钱的本质是一种互助基金，有点像现在的社保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可以称其为“新农合份子钱”，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以消灭单身狗为目的的古代公益众筹吧。

总之，朱元璋的榜文发布以后，份子钱渐渐成为中国人红白喜事的标配项目。

虽说随份子钱这个习俗传承自明清，但上升至人情债还是近百来年的事情。份子钱刚出现的时候就是一种带着祝福的民间融资，然而发展发展着就走歪了，成了沉甸甸的包袱。

清末时，家家户户都有一本礼簿。每逢接到婚嫁请帖，就要按照账目中的数字出份子。

到了解放初期，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不高，所以这阶段又恢复到简单送礼的时代，但凡遇到喜事就送块普通的布料。

五六十年代时，大家转而送印着大红双喜的暖水壶、搪瓷盆、棉被等日用品。

七十年代不需要吃婚宴，也不用给份子钱，新人结婚的话只用在亲友间通知一下就好了。

但改革开放后，随着商品经济观念加深，人们手上也有了闲钱，直接送钱的方式也为大家所接受，份子钱在此回归，并逐渐发展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

红包里的金额也从八十年代的二十块一直升到现在的几百上千，短短三十年间份子钱已经翻了几十倍。

加上中国人的喜酒名目花样繁多，婚礼、丧葬礼、乔迁礼、祝寿礼、足月礼、升学礼……总之，被份子钱榨干，大概是每个成年人躲也躲不过去的人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