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既取决于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精神性的一面，后者往往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信息“过载”和风险情境下，人的信息感知机理愈加复杂，不确定性加大，风险的认知难度也更大，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在几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人类的智性和理性捉襟见肘。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制，媒体是人类社会风险控制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架构，以其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确定性。但是，在网络社会和风险语境中，媒体系统面临双重“复杂性”，难以胜任风险认知和复杂性管理的重任。

风险是人类历史的伴生物，人类正是在与风险的斗争中蜿蜒前行的，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甚至出现普遍化和本体性的取向。人类对风险的认知和控制也随着社会复杂性和技术复杂性的激增而增强，但同时风险的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大。风险不是均衡分布在人类生活的时空中的，存在偶然性和随机性，很多情况下，对风险的认知超越了人类智力和理性的极限。风险的失控也已成为无法回避的现实。风险就像高悬于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有落下的可能性。即是说，风险的不确定性成了当下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确定性。

风险是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是认知主体对于风险客体感知的结果。“风险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种物理性的、更为实际有形的、可被量化的部分以及一种精神性的、被建构的部分。”风险认知既取决于风险的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其精神性的一面，有时后者的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认知条件上，直接感知还是间接感知，所获风险对象信息的质与量，所处语境的状态等，均会影响认知主体对风险对象的感知和评估；在认知能力上，认知主体对于同样风险对象的认知能力往往存在差异，特别是在信息匮乏或信息过载的条件下，不同风险认知主体对于风险的感知和判断也会不一样。不同的认知主体会因人而异建构出自己的风险图景，尤其在无法整体占有风险对象信息的情况下，认知主体就会按照自己的认知路径建构风险场景。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人们在信息接受过程中，存在使用直觉而不是系统分析的接受捷径。在日常生活中，每天有太多这样或那样的信息，太多的信息需要去仔细思考。对此，心理学的解决方案是直觉判断。在接受阶段，直觉的使用往往补充甚至取代系统加工。在什么情况下直觉路径会起主导作用呢？取决于动机和能力。如果主题远离个人兴趣，我们就没有动机去进行系统分析，如果信息难以获得，信息太复杂以至于很难自信地对其做出判断，或者当我们缺乏系统分析的技能或训练时，就涉及能力的问题了。在这些情况下，即使我们有动机去进一步研究它，也可能被迫采用能引起直觉的外周线索来决定我们是否接受这个信息。李普曼认为，面对超出人类日常接受和理解能力的信息，人们是无法作出理性、周全的判断的：“需要公开的所有信息对于公众的接受度而言，实在是太多了。生命太过短暂，无法追求无所不知，想要数清所有树上的所有叶子，那是不可能的。”

信息和传播技术革命已经改变了我们接近信息的方式乃至更多。信息和传播技术界定了我们怎样接近他人、接近服务和技术本身。媒介作为人们感知环境的耳目，延伸了人们的认知半径，拓展了人们观察环境的边界，但与由具身性直接经验构建的世界不同的是，人们借助媒介之眼看见的世界是一个“中介化”的世界，是由媒介经验建构起来的“第二现实”。因有媒介的介入，信息经过媒介的选择和过滤，不再是透明、价值零度的信息，而带有传播的偏向。在互联网语境下，媒介技术以及由其建构的社会复杂性激增，因特网上信息过多过滥，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并且信息的质量无法检验，也无法控制，经常是值得怀疑的。这种状况的出现，与信息的特质发生了变化有一定的关系。依据拉什（Scott Lash）的看法，粗略划分，信息大概有两种形态：其一为基于“普遍知识”而形成的信息，“是出于理性、智识的问题意识而被撰写出来的，是出于知识……的问题意识而被撰写出来的”，这是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普适性的论说性知识；其二是“个殊性信息”，“是由论说性知识所生产出来的”“与普遍性缺乏关联”“借由一连串的个殊事务、个殊事务的一幅拼贴来运作”，它是“朝生暮死的东西”。这种变化随着媒介技术的更新与媒介形式的丰富而不断强化，特别是“个殊化的信息”日益泛滥，很多情况下，它带有明显的个性化色彩，缺乏公共性价值；尤其令人困惑的是，它永不停歇、无限增殖的本性，使它淹没了论说性的信息，但同时，它在网络社会中的“永恒在场”，又是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式的转瞬即逝。对于无数的“解放”了的信息“生产者”（借用、挪用，甚至抄袭、歪曲）而言，他们力求“通过排他而构造自身”制作出更多个殊化的信息，但是这类信息的存在和大量增殖，无疑导致了信息过载，也使得论说性的有价值的信息被稀释，既增加了人们接收信息的风险，劣质、歪曲、无效信息的扩充也进一步加剧了信息风险的可能性。我们不可能拥有观察世界的“上帝之眼”——可以全知而且无偏地去进行观察。根据苏珊·菲斯克（Susan Fiske）和谢莉·泰勒（Shelley Taylor）的观点，人类是认知“吝啬鬼”，人们总会尽力保存自己的认知能量。考虑到我们处理信息的有限能力，我们会试图采用复杂问题简单化的策略。在采用这一策略时，我们或者忽略掉一些信息，以减轻我们的认知负担；或者“过分利用”一些信息，以便不再去寻找更多的信息，或者因为感到几乎已经足够好，而情愿接受一种不太完美的选择。“认知吝啬鬼”策略可能很有效，它可以很好地利用我们有限的认知能力，去处理几乎无限多的信息。但是这些策略也可能导致严重的错误和偏见。

在风险情境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的理论。他认为，由于个体在记忆、思维、计算能力等方面的有限性，必然导致其在知识储备空间上的有限性，因此，理性是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如果我们忽视了影响认知与决策的这些约束条件，就会产生巨大的误差。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认知心理学家卡尼曼（Kahneman）的研究表明，个体在进行认知判断时，所采用的认知策略会极大地影响到个人的认知结果。通常参与个体认知过程的有3种策略：

（1）易获得策略（availability heuristic）。表明个体对事件进行认知与判断时，主要借助记忆中易于提取的信息。因此，个体在对某一事件的频率或概率判断时，容易被一些新近发生、生动感性的信息所干扰。这就是一场血淋淋的交通事故会让多数人认为事故的死亡率高于肺癌死亡率的原因。

（2）代表性策略（representativeness heuristic）。指个体总是依主要特征对事件进行知觉。研究发现人们对事物的象征性信息比基础率信息更为敏感，也就是说，人们对描述事物是否相似的信息容易重视，而预示事件发生可能性的基础率信息则更易被忽视。

（3）锚定调整策略（anchoring adjustment heuristic）。在认知过程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它表明一个无关的、先入为主的数字或其他任意性质的事物，都可能成为人们下一步认知与判断的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出现较大偏差，认知的结果产生偏差就是必然的。

在风险情境下，人们的信息感知机理更加复杂，认知主体主观能动性被激活，关联变量增多，且活性变大。在外部变量给定的情况下，作为认知主体内部变量的主观因素会更加复杂，且活动机理不确定性加大。有研究者认为，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并不完全取决于风险的实际危害，一些特定的“风险因子”或“愤怒因素”（outrage factors）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风险感知。由此产生的愤怒、焦虑、敌意、恐惧、悲观等负面情绪会明显地改变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公共风险管理措施的实施效果。“愤怒因素”不仅扭曲了人们对风险实际危害的感知，它本身也独立地成为风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说，“感知即现实”。在风险情境下，认知主体的主观因素甚至成为影响风险感知的主宰变量。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在阶级处境中，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处境中，是意识（知识）决定存在”。贝克此论，揭示了风险语境下风险认知的真谛，充满辩证法智慧。

以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为例，由于疫情病理的未知性以及极度传染性，造成疫情风险的天量级传播。天花、西班牙大流感、埃博拉、艾滋病这四种病毒的杀伤力远比新冠病毒大。天花病毒导致美洲土著人几乎种族灭绝，玛雅和印加文明灭亡；1918年西班牙流感在全球杀死了约5000万人（也有研究称近1亿人）；艾滋病病毒（HIV）30多年间已致死3200多万人。从病毒的致命性看，新冠肺炎疫情远远不及以上四种病毒，但为什么会产生如此激烈的风险感知反应？主因是信息“过载”以及风险感知造成的交叉“感染”放大了人们的风险认知。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全球传染病防范主任（Global Infectious Hazard Preparedness）西尔维·布莱恩（Sylvie Briand）博士提出了“信息疫情”（infodemic）概念。所谓“信息疫情”指的是过多的信息（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而导致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和可以依靠的指导，甚至可能对人们的健康产生危害。布莱恩（Briand）指出，“信息疫情”由来已久，历史上，伴随着每个传染病的爆发，“信息疫情”都会同时爆发。尤其在传染病爆发的初期，由于对新的疾病威胁很多信息未知，导致大量谣言和不实信息的出现。这些谣言和不实信息可能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伴随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疫情爆发的，是与病毒相关的“信息疫情”的爆发。布莱恩（Briand）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得益于网络和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信息疫情”能够迅速传遍世界的每个角落，这是21世纪的社会面临的独特挑战。因物理媒介的过度互联，人们对疫情获取的信息量激增。鲍德里亚认为：“大众传播……造成了某一类非常具有强制性的信息：信息消费之信息，即对世界进行剪辑、戏剧化和曲解的信息以及把消息当成商品一样进行赋值的信息、对作为符号的内容进行颂扬的信息”，但是它提供的并非“产自一种变化的、矛盾的、真实经历的事件、历史、文化、思想，而是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其实，何止是大众传播，在网络社会，这种“信息消费之信息”“赝象”更是无处不在，在本次疫情中，我们陷入各种翻来覆去信息的汪洋大海，有价值的信息不是没有，但与此同时“从符码到符码”的伪事件、劣质信息也大行其道。对于多数人而言，由于没有对等的信息鉴别能力，无法证实或证伪自己关注的信息，凭借直觉捷径捕获的信息，难辨真伪，引发心理恐慌，又进一步造成新的认知偏差。

在风险语境下，个人风险认知能力有限，即会向群体求助。在群体语境下，会发生“从众”和“群体极化”现象。从众是指由于受到来自他人或者群体的真实的或者想象的压力，一个人的行为或意见发生了改变。身处群体中，个人化的特征即会受到抑制，取而代之的是群体特征乃至群体心理会同化个体特征，出现“去个人化”趋向。群体成员通常会具有相同的情绪或感情投入，他们倾向于把持自己的群体身份，会保持群体的一致性，可能产生高度的凝聚力。在一个具有凝聚力的排他群体中，由于人们共通的追求占统治地位，因此该群体无视对那些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所做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群体在求同冲动之下，排异个人化的特征和冲动，归化个人采取与群体一致的特征和态度。不过，从众现象作为一种群体心理，并不是在所有群体中是均质的，比如，小群体与大群体，群体的社会属性和文化背景不同，以及常规语境与极端语境下，其从众反应会有差异。对来自17个国家采用阿希方法所做的大约133个实验所做的分析中，发现与个人主义社会（例如，美国和法国）相比，从众现象在集群主义社会（例如，日本、挪威和中国）更为盛行。在群体语境下，易于产生极端态度、意见和行为，即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群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终形成极端的观点。有研究者认为，网络空间是极端主义的温床，网络容易造成群体极化。在风险语境下，风险压力之下的信息传播和理解容易变形，尤其受到愤怒、焦虑、恐惧等情绪影响，认知主体对风险的判断容易发生变异，理性判断易于“短路”。

媒体是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重要机制支撑。在现代社会系统中，社会分工细化，各分工系统各司其职，在各自的功能区间发挥作用，共同维系社会系统的运转。媒体扮演社会的信息沟通和价值共享功能，媒体在职业化、专业化进程中形成稳定的制度机制和价值理念，这些制度机制和价值理念，成为一种共享激励和约束规范。这些制度机制和价值理念，作为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实在，成为定义个人扮演特定角色的正确行为的促成期望的系统。作为主观实在，它是人们通过社会交流引导人们自己的“地图”（maps），因为个人是基于他们的知识而行动的，而知识又是共有的；作为客观的实在，即对于参与者来说，这些制度看上是一个独立于心灵（mind-independent）的客观的存在,它是稳定和刚性的，不因某单个人的拒绝或信仰而改变。在社会的风险感应中，媒体扮演风险监测和风险沟通功能。当社会遭遇风险，媒体有“先知先觉”的义务，并将风险及时、真实地告知于公众。媒体从业者把告知的义务和能力作为职业定位的方向，并以此作为检验媒体功能的尺度。媒体从业者在长期的社会沟通中，形成了稳定的职业规范和文化模式，借此专业操作常规，指导从业者的预期和行为。

风险具有偶发性，媒体从业者对风险的认知充满不确定性。媒体记者按新闻操作常规和职业经验，展开风险认识和传播工作。由于主观和客观原因，媒体对风险的认知往往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常需持续的认知努力和专业作为，甚至出现片面认知和错误认知，以试错为阶，实现对真相的渐进逼近。

化解风险的前提是：客观、真实地认知风险事实。客观、真实地认知风险，大致有三个层次：一是本体论客观性，“把主客观的区别解释为实在与表象的区别”；二是认识论客观性，把主客观的区别“解释为有充分支持的信念和没有充分支持的信念之间的区别”；三是程序（决策）客观性，“指在现实生活中的公共领域，如法律、政府和机构管理中做出的公平合理的决定”，它更多是“决策性的”，我们说“决策过程是客观的”，就是因为“它满足一些相关的标准，减少不相关的考虑或偏见的影响”。对于职业性、组织化的新闻业和新闻记者而言，在日常工作中，他们需要努力实现的，是通过一系列的相对标准化的操作（程序决策客观性），力求呈现有充分信息支撑的事实与信念（认识论客观性）。媒体通过新闻这一职业化形态，向公众告知风险的即时、真实状态。媒体提供的风险事实，不是哲学意义上的本体性之真，而是经验性的事实真确，因此，媒体的新闻报道会强调现场感和在场感，强调记者或目击者耳闻目睹的亲历经验，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操作常规，把真实性确定在社会共享经验和认知习惯中。

事实并不等同于真相。衡量记者可信度的一个标准是看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帮我们考察了信源，而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目的而引用信源。看见并不等于知道，发现真相并不仅仅意味着掌握部分事实然后就可将其传播出去。区别事实与真相需要判断如何衡量不同事实的价值，要知道如何检验和评估证据。写作能证明的东西，而不一定是真实的东西。就算理解了这个东西，证据有所暗示，还是要保持怀疑，要能在具有怀疑精神的公众面前证明它是真实的。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用专业化的规范和职业经验，对事实进行核实。在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提炼的新闻十大基本原则中，有两个关键原则与真实性相关：真实性原则；用核实进行约束。做到目标真实和程序真实的有机统一，后者甚为关键，如此才能通过专业化的约束程序，确保真实性目标达成。作为约束手段的核实将新闻与娱乐、宣传、小说、艺术区分开来。娱乐——及其近亲“娱信（infortainment）”——专注于如何尽力使人快乐轻松。宣传通过选择或制造事实，实现其真正目标：说服和操纵；小说通过虚构情节，表达作者对于所谓真实的个人化的印象。唯独新闻关注的是对发生的事情做出正确的描述。新闻工作者常都会根据自己的一套通常是相当个人化的方法检验和提供信息——他或她个人用于自我约束的核实行为。比如，寻找多个目击证人，尽可能多地暴露信源身份、询问多方意见等都是通过核实进行自我约束的工具。这些方法可能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和特殊性。还有的方法可能相对制度化，比如《纽约客》设立了事实核实部门。事实核实作为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硬核”要求，是守护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刚性约束。

媒体从业者在从事新闻工作时，对事实真相的正确认知往往来自内部与外部的条件约束。来自内部的约束包括从业者自身的经验和专业能力以及价值取向等因素；外部压力包括：截稿日期、把关人以及压力集团等。这些给新闻从业者的新闻认知包括风险认知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寻找确定性信号，要知道什么是确切消息，最要紧的是知道什么信息不确定。即便对有明确信源的消息，也不能照单全收，信以为真。有的信源出来的信息是带有动机的，带有选择性的，甚至是谎言。新闻从业者的任务就要通过专业化努力，核实其真实性。不论是否匿名，信源的动机经常是隐藏的，至少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有必要质疑信源为什么会提供信息，其用意何在。假如多重信源均用同样的语言描述一个议题或新闻事件，那我们就得谨防被人操纵的可能性。如出一辙的语言并不意味着证实。对于那些由政府组织、企业或其他社会机构提供的“肯定式新闻”，即带有推介和宣传意图的新闻素材，须持有警觉。一般来说，“肯定式新闻”带有一定政治目的，其首要目的不是确认新闻内容，它是肯定受众先入之见的新闻产品。传递给受众的内容往往更接近于宣传、说服和操纵。这就要求新闻从业者在接受这些机构组织信源时，有警觉，有鉴别，不能来者不拒，要注重核实。

随着媒体对社会的深度介入，它在风险应对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一方面，媒体技术发展、制度创新有利于社会风险的认知与化解；另一方面，媒体的不当表现无助于社会风险的解决，甚至加剧原有风险，或带来新的风险。由于技术或媒体惯性所引起的偏差，媒体会存在夸大或者缩小风险的偏向。在媒体生产机制的作用之下，媒体总是高估一些耸人听闻的风险，比如说空难或感染克雅氏病，同时也会低估一些看似寻常的风险，例如车祸或夜间从胡同里抄近路。媒体总是按照自己的逻辑选择报道对象，当它把聚光灯打到某些目标上的，会把公众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焦点上，因此风险的效果就被空前加大了。媒体报道的事件不一定直接影响我们，但却会左右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媒体的报道方式影响我们对幸福和安全的感觉。当我们评估自己发生疾病、意外、天灾的概率时，媒体尤其扮演重要的角色。Vincent Covello和Peter M.Sandman认为，记者在报道风险的时候具有高度的选择性，特别倾向于报道使人卷入非常态的、戏剧性的、引发争论的、负面的和耸人听闻等情境的新闻。很多媒介关于风险的报道存在明显的（实质上的、重大的）省略，或提供了过于简化、曲解的、不准确的信息。同时，记者们常常不具备科学的和技术的背景和专业，致使难以评估有关风险争论的不同意见和复杂信息。其结果是，他们的报道可能包含着对事实的无意为之的扭曲，或者有意的误导，甚至是低级错误。媒体的商业压力也可能影响媒体在风险传播中的议题选择。M.Breakwell等人的研究认为，媒体的商业压力促进了对恐慌题材的报道，他们企图提供“曝料”，从而忽视了报道“真实的科学”；调查的缺失导致对易得的和预先简化的新闻的追求；不同的媒体目标会有不同的报道优先秩序；压力群体控制着媒体；利用争议和不确定性，吸引观众的注意。所有这些因素都在风险的社会放大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本来，媒体作为社会系统的风险感知机制，凭借其专业化的努力和表现，扮演社会系统风险感应和认知的“先知先觉”者，但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媒体并不能践行其承诺或应然的角色，在诸多场景中，因媒体对于风险的放大感知或误判，向社会系统释放错误的信号，造成社会系统的风险认知和风险处理偏差，甚至导致社会风险处理的失误，即媒体会带来次生风险，进而为社会的风险应对帮倒忙。

当然，不同媒体的表现往往会存在差异，即便在相同风险语境之下，不同类型的媒体其风险感知的角色和能力也会存在差别。就以在这次新冠疫情来说，身处共存的疫情环境，不同类型媒体的所作的风险反应、风险认知能力是不同的。相对而言，比如，《柳叶刀》之类的专业媒体，从科学专业主义角度出发，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和判断，以极度小众的专业话语展开疫情病理研究，其结论非公众所能准确理解。在峻急的疫情情势之下，《柳叶刀》由小众的专业圈进入公众视野，使得科学认知公众化。这有助于风险认知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但是，大众媒介对于风险的感知，就不及科学媒介那么严谨、精准。但，大众媒介只要能坚持新闻专业化立场，恪守报道的客观性，也是能接近风险本真的。在这次新冠疫情中，财经类媒体和市场化精英媒体对疫情风险的感知还是及时的，能不同程度地呈现部分真相的。虽然它们对风险的专业判断不及科学媒介，但它们基于真实性的新闻报道，尤其在社会性的新闻实践和风险把握上，颇有建树，有效缓释了公众对疫情信息的焦灼和饥渴。而自媒体在风险感知中的表现就良莠不齐，有专业判断能力的自媒体毕竟有限，大多数自媒体既缺乏媒体专业主义意识和能力，也缺乏专业化的风险认知和判断力，这些自媒体在专业洼地上泛滥成灾，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因此，对于媒体的风险感知和认知能力，不能一刀切，一概而论。关键要看一个媒体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风险真相。

新闻是对世界的即时认知，但新闻媒体对世界的认识，与人类的其他认知不同，尤其与人类的科学认知不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新闻媒体所认知的世界更多是从变化、事实、现象、经验的层面观照的。准确地说，它与“异常”相关：关乎异象的发生、规则的僭越或律例的破坏；关乎对社会制度的威胁，譬如革命。因此，新闻媒体对风险比较敏感。风险与“异常”密切关联，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新闻媒体对风险的感知会特别敏感，它时常会夸大风险隐患或实际影响。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复杂性成为世界的本质性存在之时，新闻媒体对于世界的认知就会出现诸多困扰和偏差。这困扰一方面源于世界的复杂性，另一方面源自人的认知极限。作为媒体人，不可能成为超人，媒体人的洞见和盲点，都会影响他们对风险的正确认知。复杂性不仅给新闻媒体带来无解的困扰，也给整个人类认知能力带来空前的挑战。

复杂性理论的代表人物、科学哲学家雷舍尔认为，复杂性是实在（reality）的一种深刻的特性。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复杂性系统。身处复杂性系统中，人类的智力和经验逼近极限。任何存在于这个世界中的事物都呈现着某种无限的描述深度。我们关于实在的知识是不完全的。实在具有某种内在复杂性，这种内在复杂性是人力所不能穷尽的，而事实的范围不可避免地超越能清晰表达的真理的范围。我们决不可能站在一个立场上公正地、清晰明白地说出一个真实事件的所有事实。刻画事物之事实的领域不可避免地超越我们表达它之能力的极限。对于实在的复杂性而言，不存在理论原则上的极限，更不用说认知实践上的极限了。自然是无限复杂的，世界的各种具体有形细节的性质和特征没有极限。我们知识的极限或许是我们的世界的极限，但不是这个世界的极限。世界无涯，但人有涯，人的认知能力是有极限的。以有限应对无限，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宿命。

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人类在整个科学、技术、社会与文化环境中都遭遇到复杂性问题。近代以来，科学进步、技术发展、知识创新、理性进化所彰显的人类智性和意志，在几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日益捉襟见肘，人类认知世界的自信不再坚定，基于科学主义传统的求解真理的方法论，也不再坚硬。雷舍尔认为，问题域的增长率超过我们得到解决办法的能力。因技术进步，问题与解都变得更复杂，而问题的症结在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相对更大的增长速率。复杂性管理要想跟上时代步伐，就必须也以指数形式增长。我们处理更大复杂性的能力最终将会变得饱和起来。科学进步是一种通过技术媒介与永无终结的复杂性进行斗争的过程。科学只是在极其复杂性中提供了实在的不完全图景。在一个复杂世界中作出理性决策也日渐困难，日渐危险。技术性的依赖性设置了技术极限，首先是对数据的依赖，然后是对理论实际的依赖。技术能力每一个连续层次都有它的限制，经由对这些极限的克服，也打开了另一个技艺之更精致混杂技术状态的操作层次。科学理论化探索或建构最不复杂的、最简单的、最直接解决问题的理论构造，并使之与当前可利用之数据能充分相容。以最小发展获得最有效的答案。有研究者指出，实证主义者想通过严格应用经验方法来达到其梦想的境界，但实证主义者构造一个基于逻辑和经验主义的联合的统一化科学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这是因为即使有可能给出一种对单个科学理论或理论群的彻底的逻辑重建，这种重建作为对实践中的科学的描述也将使人误入歧途。由逻辑实证主义者作出的对科学的“静态”理性重建之产物都是人工的结构。要超越自己的社会条件而达到某种完全客观的认知状态是不可能的。这种悲观主义的观点揭示了在空前的复杂性面前人类所表现出的认知困境。

理性行动遭遇复杂性世界的严重考验。在这样的世界里，有限存在可利用的信息一定是不完全的，而在不完善信息的状态下，恰恰是理性可能会引领理性的智能主体陷入困境。即便如此，人类还是要竭尽全力，应对和管控复杂性。我们只能寻求最简单的、最经济的理论框架。在真实的实践中，我们最多只能选择在具体境况下似乎是最好的选项。要求我们比某些境况下的最好做得更好，是不合理的，也是不理性的。许多境况下似乎是最好的选项，在实际上可能并不是最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类用意志和智力，努力管控自己制造出来的复杂性难题。
媒体被推在复杂性的前面，虽然媒体所感知的复杂性不是本体性的，而是现象性的，但由于媒介技术的快速迭代，世界的媒介化特征愈加显豁，并成为构建世界的基础性力量。如果说，此前在传统媒体主导的信息生成和传播的社会系统中，媒体与世界之间的互动有迹可循，媒体系统与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关系相对明确、稳定；那么，随着网络媒介的社会化扩散，媒体系统复杂性问题愈加突出，并成为世界复杂性的典型表征。为此，媒体就面临着双重复杂性困境。本来，媒体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制，是人类社会进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机制，以媒体的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把握，但由于媒体自身在技术、资本和权力的多重驱动之下，媒体自身的复杂性失速扩张，沦入失控的边缘，以至于媒体系统陷入了自身复杂性困境。若遭遇风险，媒体复杂性之困将变得更加突出。在风险语境下，媒体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风险感知更加复杂，复杂性呈现对数级扩张，而人类的风险管理能力并没有匹配性的增长。在这种困境中，媒体似乎没有退路，也没有明朗的出路。

曼纽尔·卡斯特说，“网络社会时代的时间是永恒的，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甚至短期的过去也不存在”，“永恒时间是一种短暂的‘现在’，它没有序列或周期，是那些有权者的时间，他们把自己的时间扩充到极限”。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网络社会与风险情景并存的时代，社会实在与自然实在的复杂性以及二者的紧密交织，使得人类社会的生存处境更加复杂，而伴随网络社会的信息过载、信息风险更进一步加剧了人类生存的风险性和复杂性。媒体，尤其是传统媒体自身的结构化生存依然面临不确定性，而其本应发挥的功能也在这个“朝生暮死”的信息环境中严重削弱，自媒体、个殊化信息的增殖并非一无是处，但是于克服风险情景、增强人类的风险认知，尚未看到曙光。面对这个纷繁复杂且飘忽不定的风险时代，我们何去何从，我们又该如何应对，也许是每个人不得不认真思考的时代命题。

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