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依靠功绩扬名；名人依靠形象或商标扬名。英雄创造自己；名人由媒体制造。英雄是大写的人；名人是大写的人名。

从前，公众人物需要私人秘书来将自身与公众隔开。现在，他则有媒体秘书，以让他在公众眼中保持良好形象。在图像革命前（也在尚未经历图像革命的国家里），如果某人或某家族置身于新闻之外，那么这就标志着他们拥有坚实的非凡之处。怀有贵族式虚荣的女士只应上三次报纸：出生、结婚、离世。如今，上流社会家庭的定义就是常常上新闻。曾经，真正的英雄人物对公共宣传弃如敝屣，默默依靠自身人格或成就的力量。

在南方，媒体的发展比美国其他地方缓慢，城市出现较晚，乡村生活方式占据主流。在那里，老派英雄被浪漫化。在这方面，也在其他许多方面，南方联盟将军罗伯特·E.李是世上最后的老派美国偶像。在他众多令人钦佩的品质中，南方同胞最敬仰的莫过于他从公众视野中隐退。他以不接受任何采访闻名，并坚定拒绝写回忆录。“这是在拿弟兄们的血做交易。”他说。乔治·C.马歇尔将军这个例证则较晚近，更与时代格格不入。他也对名声避之不及，即便其他将军正在报纸上连载回忆录，他也拒绝写作。但在他的时代，已经没有多少人把这视作美德了。他这样老派地拒绝进入公众领域，最终害得他饱受约瑟夫·麦卡锡参议员等人的诋毁。

英雄是时代造就的：要孕育英雄，至少需要一个世代。俗话说，他“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他创造传统，也被传统塑造。他的成长历经数代，每一代人都从他身上发现新的美德，将新的成就归于他。当他所处的过去变得愈加虚幻，他的英雄气概则有增无减。他的面容和身形不需要有刀削般清晰的线条，他的人生也不需要注脚。当然，他不会留下任何照片，常常连画像也没有。19世纪的人比眼下的人更英雄；古代的人更甚；而史前那些则成为半神。英雄常常与古人为伍。

与此相反，名人永远是当代人。英雄是由民间传说、神圣文本和历史著作造就的，但名人是由小道传闻、公众舆论、报纸杂志和转瞬即逝的电影电视画面打造的。时间的流逝，可以创造并成就英雄，但却毁灭了名人。一方由重复所创造，另一方由重复所破坏。名人诞生于日报之中，永远像其起源那样稍纵即逝。

先前制造名人的手段，日后也必定摧毁他。他成于公共宣传，也毁于公共宣传。新闻让他生，也让他死——不是通过谋杀，而是通过窒息和饥饿。没有谁比上一代名人更加彻底地被人遗忘。正因如此，新闻栏目“现在他们怎么样了？”描述的过气名人默默无闻的现状，才让我们忍俊不禁。故意提起一度大红大紫、在过去几十年间名气尽失的人，总能让人发笑：梅·布什、威廉·S.哈特、克拉拉·鲍。女人要是说出她所知的名人，就暴露了自己的年龄。

明星的坠落甚至算不上悲剧，因为他只是恢复原形，重归本来的无名状态罢了。根据亚里士多德广为人知的定义，悲剧英雄是从高位坠落的人，是身有悲剧性缺陷的伟人。他在某种程度上被自己的伟大害了。然而，昔日的名人不过是普通人，若是他回到该在的平庸位置，这不是因为他本人做错了什么，而只是时间的必然。

死去的英雄永垂不朽。随着时光流逝，他变得愈加鲜活。而名人即便还在世，就过时了：他变得不相干了。公众关注的炽热光芒在一开始给了他徒有其表的辉煌，然后很快让他融化消失。即使在公众关注的载体仅有杂志报纸时，事情就已然如此。如今我们有了全年不休的媒体、有了广播和电视，情况就越发变本加厉。现在，名人的声音和画面尽可能地侵入我们的客厅，制造名人比以前更快，名人也消失得比以前更快。许多娱乐明星和政治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十分小心地拉开炉边谈话的间隙，以免惹公民厌烦。某些喜剧演员（比如说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杰基·格利森）发现，每周做节目可以迅速积攒恶名从中牟利，但也会很快过气。为了延长出名的生涯，他们露面频率下降了——每月一次或两个月一次，而不是一周一次。

英雄和名人的个性还有更加微妙的差异。这两类人日渐相似，但方式又很不一样。在传统模板下代表伟大的英雄倾向于变得无趣且迂腐。最伟大的英雄有着最没有辨识度的面容或身材。我们可以给他们加上胡子以示崇拜，就像给上帝的形象添上胡子一样。然而，我们很难想象摩西或耶稣脸上还能有别的特征。英雄因此被理想化、一般化，从而失去个人特质。乔治·华盛顿的个性不突出，反而有助于他扮演国父的英雄形象。爱默生说所有伟大英雄最后都会变得超级无趣，可能就是这个意思。要成为伟大的英雄，实际上就意味着变得毫无生气；变成硬币或邮票上的面孔。这意味着成为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笔下的华盛顿。然而，当代人，以及他们中的名人，却受困于个性。他们太鲜活、太独特，无法打磨成对称的希腊雕像。图像革命的聚光灯照射在脸上、身上，突出了不同人的形象差异。这一点就让他们无法成为英雄或半神。

当各英雄因人格中相似的伟大美德变得越来越相像时，名人的辨识度主要来自他们个性中微不足道的差异。因个性而出名，实际上意味着你是个名人。于是，“一位名人”的同义词就成了“一种个性”。于是，娱乐圈的人便最有能力成为名人，因为他们十分擅长区分个性中的小小差异。他们把自己和一群本质上完全一样的人区分开来，并因此而成功。他依靠的是鬼脸、手势、语言和嗓音中的细枝末节。我们认出（“大鼻子”）吉米·杜兰特是靠他的鼻子，认出鲍勃·霍普是靠他的招牌微笑，认出杰克·本尼是靠他的吝啬，认出杰克·帕尔是靠他的粗鲁，认出杰基·格利森是靠他摇摇摆摆的步子，认出伊莫吉恩·柯卡是靠她的刘海。

种种伪事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名人倾向于催生出更多的名人。他们互相成就、互相赞赏、互相宣传。由于他们主要依靠自己的名气而出名，名人要增强自己的名人形象，只需要让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人所熟知。名人形成了某种共生关系，互相依存。某人要变得更出名，可以通过总被另一个人开涮、通过成为另一个人前妻的情人、通过成为另一个人八卦的对象，甚至通过被另一个名人无视。伊丽莎白·泰勒的名人魅力多半并不来自她作为女演员的名气，而是来自她与其他名人的关系——尼基·希尔顿、麦克·托德和艾迪·费舍。剧作家阿瑟·米勒通过和玛丽莲·梦露结婚而成为“真正”的名人。当我们谈论、阅读或书写关于名人的一切时，我们会强调他们的婚姻关系和性爱习惯，或是他们对烟、酒、衣服、跑车和室内装修的喜好，我们通过这种绝望的努力来分辨这些毫无差异的人。那些普通人和我们一样（由于媒体垂青，他们碰巧成了名人），怎么才能把他们打造得比我们更有趣，或更突出呢？

就如同我们时代的伪事件倾向于盖过真实事件的风头，名人（这些人类中的伪事件）也倾向于遮掩英雄的光辉。他们紧跟潮流，全国范围内广而告之，常常雇用媒体经纪人。而且，他们的数量要多得多。名人很快消亡，但更新速度更快。每年，我们眼前的名人都比前一年多。

就像真实事件常常被塞入伪事件的模板中，在我们的社会里，英雄要存活，就得发展出名人的特征。得到最好宣传的，似乎就是最真实的经验。如果有人在我们的时代成就了英雄的功绩，所有公共信息的机器——媒体、讲坛、广播、电视——就会迅速把他变成名人。如果他们做不到，那这位准英雄就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悲剧案例便是查尔斯·A.林白的故事。他独自一人成就了20世纪最英勇的功绩之一。他达成的是那种最史诗级的英雄成就。但他被贬低成了名人。于是，他不再能代表其成就所赋予他的德性。他被空虚填满了；而后他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27年5月21日，查尔斯·A.林白驾驶单翼机“圣路易精神号”，首次完成从纽约罗斯福机场到巴黎勒布尔热机场的单人不间断飞行。毫无疑问，这是经典意义上的英雄成就；这是英勇的成就——独自一人对抗自然的伟力。在那个沉闷、缺乏英雄的年代，林白的飞行仿佛一道闪电，展示出个人的勇气。除这次飞行外，林白就是个平凡人。当时他二十五岁，出生于底特律，成长于明尼苏达。他不是伟大发明家，不是领袖。他没有超群的智力、口才或创造性。就像当年许多年轻人一样，他疯狂地热爱飞行。天空是他的领域。在那里，他显示出极致的技巧和超凡的勇气——甚至到了蛮勇的程度。

他是真正的英雄。但这还不够，又或者是太过了。因为他注定只能成为一个名人；他将成为美国最杰出的名人。他作为英雄的兴衰、他的磨难、他的转变，他作为名人的起起伏伏，都在肯尼斯·S.戴维斯为他撰写的传记中得到精彩讲述。

林白本人料定这一成就会让他上新闻。在离开纽约前，他向《纽约时报》出卖了这一新闻的独家报道权。这个印象中天真而羞怯的男孩到达巴黎后，在麦伦·T.赫里克大使宅邸遭遇了一大群扑上来的新闻记者。但他一直等到《时报》代表允许，才肯发言。他其实还购买了报纸剪报服务，寄送给他当时正在明尼苏达教书的母亲。然而，怀着某种难以名状的考虑，他要求将剪报服务费用限制在五十美金。（即便如此，剪报公司还是将他告上法庭，称他没有付清超额的服务费，这显然是在求名求财。）要不然，他就得把余生所有收入拿来支付关于自己的剪报账单了。

林白在报纸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在这次飞行后的第二天早上，作为严肃新闻标杆的《纽约时报》把前五版全部用来报道他的事迹，只在第五版附了几个广告。其他报纸的报道篇幅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广播评论员连续几个小时都在谈论他。但实际上没有什么硬新闻。这次飞行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只持续了三十三个半小时。林白把能说的都对巴黎的记者说了。他的相貌、身形和个性都没什么出奇的地方；他的性格也不为人所知。有些年轻女子说他“高大英俊”，但他的相貌实在平平无奇。他就是邻家男孩。飞行后第二天，为了介绍这个年轻人，全国报纸比平时多用了二万五千吨新闻用纸。在许多地方，报纸销售量比平时多出两到五倍，要不是机器跟不上，还能卖出更多。

林白在1927年6月13日回到纽约。第二天，《纽约时报》前十六个版面上几乎全都是他的新闻。林白的庆功会在海军准将酒店举办（据说是“现代史上”为个人举办的最大的庆功会）。会上，前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致辞，极尽溢美之情。他无意间准确地刻画了这位从美国英雄变成美国名人的年轻人的特点：“我们衡量英雄的方式和衡量船只的方式是一样的，看的是排水量，林白上校取代了一切。”

至此，林白成了现代历史上最大的人类伪事件。实际上，由于这个成就的完成过程过于简洁，成就本身单纯得惊人，因而无法提供附带的新闻。关于林白最大的新闻，就是他本人成了个大新闻。伪事件以几何级数增长，速度比平时更快，因为林白的名气来得太突然、太惊人。要编造故事说他是个怎样的大名人并不难；说这个年轻人几天前还默默无闻，现在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说他怎么得到总统、国王和主教的接见。除此之外，他身上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林白唯一惊人的英雄事迹很快就被他惊人的名气远远盖了过去。如果是名气成就了名人，那这就是最大的那一位。当然，独自飞越大洋确实是非凡之举，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依靠这一举动占据所有的新闻版面。他作为英雄的地位远远比不上他作为名人的地位。更何况，这一切都发生在一夜之间。

很大一部分新闻很快就变成林白对这些“新闻”和自身名气的反应。人们对林白的敬佩源自他对名气那令人敬佩的回应，以及他接受名人身份时的优雅姿态。“闪电”传记出现了。这些传记不过是林白在礼节性访问美国和欧洲各国首都期间狂欢般涌现的新闻报道的摘要。这就是英雄林白死后作为名人的生活。这就是名人的同义反复。

之所以林白在随后几年内都受到公共关注，一直是名人，主要是因为两个事件。其一是他在1929年5月27日与文雅又标致的安娜·莫罗结婚。新娘的父亲是德怀特·莫罗——摩根的合伙人，时任驻墨西哥大使。现在，他们成了“孤鹰夫妇”。新婚燕尔，他成了最吸引人的新闻原料。感人的浪漫伪事件就这样加到了原来那一切之上。他的新闻价值重燃起来。媒体的热情避无可避。不屈不挠的新闻人没了可供揣测的材料，便冷嘲热讽地说林白这样躲着记者，其实是想借这种卑劣的手段提高新闻对他的兴趣。当林白称他只会和清醒且体面的报纸合作，别的一概不考虑时，那些被他排除在外的记者便将他的拒绝发挥成更多的新闻，远超他的声明本身所能引起的注意。

延续林白名人生涯的第二起事件，是其幼子的绑架案。1932年3月1日，绑架案发生在他的新泽西州霍普威尔乡间新屋。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林白”只是个空壳，新闻制造者往里注入他们编造的东西——甜腻的、煽情的、传奇的、诽谤的、奉承的，或只是单纯感叹其不可思议。现在，当一切制造新闻的机会都被穷尽，只能切切实实地来消费他的家人了。这里一定埋着个好故事。用肯尼斯·S.戴维斯的话说，这一事件是奉献给名气之神的“血祭”。由于该案件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虽然疑犯被处决，还是没人能切实知道，如果报纸和公众没有如此行事，孩子是不是能安全回来。媒体（在无能的警方的合作下）无意间破坏了真正的线索，之后又收集并公布了无数假线索，没有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在利用林白的个人灾难时，媒体比往常更加起劲。

林白之子的绑架案，就像林白的跨洋飞行一样惊人。两件事都没有多少硬新闻可供报道，但这不妨碍新闻专栏塞满了关于它们的消息。地方新闻编辑对绑架案的报道没有任何篇幅限制。“我想不到任何能与之匹敌的故事，”合众通讯社综合新闻经理观察道，“除非美国打仗。”赫斯特旗下的国际新闻社摄影部把所有员工都派到这个项目上，他们租了两辆救护车，装满摄影器材，警笛大响，穿梭于霍普威尔和纽约之间，去程开往林白府邸，回程就把车当成暗房冲洗照片，一到目的地便可付印。为了在霍普威尔现场报道，国际新闻社还另派了五个人三辆车。合众通讯社派了六个人三辆车；美联社派了四个男职员，两个女职员，四辆车。到3月1日，纽约《每日新闻》已有九位记者身在霍普威尔，第二天又增派三人；纽约《美国人》报社则派了一打人（包括社长小威廉·伦道夫）；纽约《先驱论坛报》派了四人；纽约《世界电讯报》《纽约时报》，费城的《纪事报》都各派了十人左右。这还只是开始。

第二天，媒体同意林白的要求，离开他在霍普威尔的居住地，以鼓励绑架犯放归孩子。新闻洪流没有停止。二十四小时内，国际新闻社就通过电报发出五万字（都够填满一本小书了）报道这一罪案；第二天，三万字；此后有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一万字或更多。美联社和合众通讯社也为订阅者提供了与此相当的服务。许多报纸都用头版全版报道此事，内页还续了一些版面，持续整整一周，直到确实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报道。然而，新闻还是连续不断——教科书般的伪事件——线索、留言、本地特别专栏，还有业内称作“想法”的板块。

很快，在新闻方面，这一犯罪再没什么能做的了。再没什么可以报道、发明或捏造。人们的兴趣很快就落到一系列衍生戏剧事件上，很大程度上，这些都是记者自己制造的。有的报道关注原事件如何被报道，处理这件案子的几位警员弄出什么乱子，谁将会、谁应该成为林白的媒体发言人以及与绑匪联系的中间人。还有大量新闻关注围绕该事件的所有新闻加在一起是多么大的一件事，关注林白夫妇如何应对这一热度。

到了这个阶段，禁酒令时期的著名罪犯也来凑热闹。“老膏”斯皮塔尔和欧文·比茨这两位纽约地下酒吧老板，短暂地吸引了聚光灯。他们由莫里斯·罗斯纳推荐，这位罗斯纳有黑道门路，很快就在林白跟前成了私人秘书之类的角色。斯皮塔尔和比茨由于努力联系绑架者，上了几天头条；后来他们又怀疑可能是臭名昭著的底特律紫帮或阿尔·卡彭在芝加哥的手下暴徒犯事，又上了头条。这两位中间人成了大人物，直到斯皮塔尔主动退场，还十分得体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他解释道：“如果是我认识的人，而我不指出是谁，那就让我遭神罚。我到处找人，最后结论是，绑架犯是头独狼。”阿尔·卡彭本来就因为即将因逃税入狱服刑而名气高涨，又因为试图在事件中施以援手，声望更盛。在接受赫斯特报纸“严肃”专栏作家亚瑟·布里斯本采访时，卡彭悬赏一万美元，寻求能让孩子安然归家、使绑匪落入法网的线索。甚至还暗示，让自己免于牢狱之灾就能帮助孩子获救。

这个案子本身制造了一大批新名人，人人都没怎么弄清他们到底有什么重要性，但其新闻价值使他们变得举足轻重，包括新泽西州警察部门长官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上校、霍普威尔警长哈利·沃尔夫、孩子的保姆贝蒂·高、布朗克斯学校离休教师J.F.（外号“贾福思”）康登博士——他自愿做此案的中间人（他还主动从毕生积蓄中拿出一千美金加入赏金，“好让深爱孩子的母亲能和骨肉团聚，也让林白上校知道美国人民感激他以自己的勇气和无畏所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弗吉尼亚州诺福克的造船人约翰·休·柯蒂斯——他有点疯疯癫癫，假装自己找到了绑匪、盖特森·B.米恩斯（《哈丁总统的离奇死亡》作者，假装成绑匪的谈判人，事后被控以此诈骗艾福林·华休·麦克林夫人十万四千美元）、莫罗家的女侍应维奥莱特·夏普——她嫁给了莫罗家的管家，在绑架案发当天与年轻男子约会（她被威胁要受警方盘问，并因此自杀），还有无数其他人。

仅仅几年后，聚光灯就不再关注林白了，热度走得就像当年来时一样快。每年发布的大部头《纽约时报索引》列出前一年十二个月报纸上各主题被提及的次数，非常精确地记录了这一事实。1927年到1940年，每年的索引都用了好几栏篇幅，用小字逐项列出提到林白的报道。1941年索引中，这种列表占了三栏的篇幅。然后，突然间，新闻流就干涸了，首先是缩减到断断续续的几篇，然后就一篇也没了。1942年到1958年，所有报道加起来也不到两栏篇幅——和1941年比起来只是当年的一半。在1951年和1958年，甚至一次都没有提到林白。1957年，由詹姆斯·斯图尔特领衔主演的电影《林白征空记》面世，票房惨淡。对点映观众的调查显示，四十岁以下的观众中，没几个人知道林白。

《纽约客》上一幅漫画很好地展示了问题的核心。刚看完《林白征空记》的父亲和年轻的儿子从电影院走出，男孩问：“如果大家都觉得他做的事情这么了不起的话，那他怎么都没火过呢？”

于是这位英雄像名人那样突然死亡。他出名了十四年，远远超过普通名人的寿命。查尔斯·A.林白之所以消失得如此突然，还有一个附带的解释：他承受的压力太大，要做到“面面俱到”。民主信仰不满意于仅仅是无畏飞行员的英雄。他必须成为科学家、勇于发声的公民、一位领袖。不幸的是，他的名人地位说服他成了公众发言人。当林白屈服于这些诱惑时，他就越界了。但他的越界（不像某些人，比如阿尔·卡彭和他的心腹以前走进棒球场落座时会收获人们的鼓掌致意）本身并不戏剧，也没那么大新闻价值，无法构成新的恶名。他的发言无聊、暴躁、恶毒。他积累了新的名声，成了新纳粹、粗俗的种族主义者；他接受了希特勒的奖章。很快，名人就变得一文不名。芝加哥一座摩天大楼顶上的“林白射灯”被更名为“棕榈射灯”；在科罗拉多洛基山上，“林白峰”被重新命名为含糊的“孤鹰峰”。

在图像革命后，名人的光彩盖过了英雄，这种现象背后的法则也为其他伪事件带来掩盖一切的光华。当一个人有了英雄和名人的样子，他作为名人的角色就模糊了他作为英雄的角色，并很容易破坏他的英雄身份。在创造名人时，总牵扯到人的利益——新闻人需要新闻，媒体经纪人受雇打造名人，而名人本身也获益。但死去的英雄不会关心热度所带来的利益，也无法雇用专员来保证自己停留在公众视野中。由于名人是量身打造的，可以用来取悦、安慰、迷倒并恭维我们，可以迅速制造、迅速替换。

人民曾经感觉自己是由他们的英雄造就的。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说：“偶像是信徒的尺度。”而名人是由人民制造的。英雄代表着外部榜样。名人是同义反复。我们还在试着让名人代替我们不再拥有的英雄、代替那些被推出我们视野的英雄。我们忘了，名人之所以出名，只是因为他们有名气。我们模仿他们，仿佛他们脱胎于伟大的模板。然而，名人不过是推广得更好的我们罢了。模仿他，模仿他的穿着、谈吐、外貌、思维，我们不过是在模仿自己罢了。用赞美诗作者的话说：“造它的要和它一样，凡靠它的也要如此。”通过模仿一个同义反复，我们自己也成了同义反复；我们代表我们所代表的，努力更好地成为我们已经成了的。当我们称赞知名人士时，我们装作透过历史之窗观看他们。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看着的其实是镜子。我们找的是榜样，但看到的却是自己的倒影。

我们仅存的几个英雄不可避免地照着名人的模子重新塑造自己，方才留住了我们的注意。我们试着同英雄亲近、与他闲谈、保持友好。布道台上，我们听说耶稣“并不娘娘腔，而是个平常人”。安德鲁·杰克逊是个“好家伙”。我们不为自己的英雄杜撰壮举，而是编造他们的普通之处（比如十分成功的青少年系列读物“美国名人童年故事”）。让他们成为名人的，是这些普通之处，而不是功绩。

我们揭秘名人（无论是通过新闻传记还是粗俗的“私密”杂志），证明他们不值得我们崇拜，这种种努力就像是讲述制造其他伪事件的“幕后故事”。自己拆自己的台让我们愈加对编造过程感兴趣。这种手段就像普通手段一样，能够创造同样的名人效应。当然，大部分真正的名人都有媒体经纪人。这些经纪人本人有时也会成为名人。魔术师的帽子、兔子和他本人都是新闻。一个骗子大获成功，那他的新闻价值就翻倍了。他是个骗子，这让他更有个性。名人的私人新闻制造手段并不会让我们对他失望，而只会证明他是个真正的名人并且完全能够胜任。我们就此放下心来，因为自己没有错将无名之辈奉为大人物。

“英雄”这个词本身成了愤世嫉俗的批评用词，也就没什么可惊讶的了。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批评者将其称为“英雄”协会。要让一个自以为是的人泄气、惹怒他，还有什么法子比叫他“我们的英雄”更好呢？我们认为这个词属于史前文明社会、属于漫画超人的世界、属于威廉·史泰格笔下的小混混。

今日在美国，英雄就像童话一样，受众已不是成熟的大人了。但我们翻倍制造奥斯卡和艾美奖帝后、给年度最佳老爸发奖、为美国小姐和闪光灯小姐戴上冠冕。我们有伟大美国人名人堂、农业名人堂、棒球名人堂、玫瑰碗橄榄球名人堂。我们奋力让自己安心，我们崇拜的是值得崇拜的人，赞美的是富有美德的人。但就在这种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把自己弄得一头雾水，无所适从。我们刚开始不情不愿、而后又心醉神迷，看着每个奖项背后的政治运作，目睹每次为名人披上荣光或选出一日女王而动用的诡计。虽然我们都心怀好意，但制造英雄替代品的计谋最后只是造出了名人。宣传即是曝光。

我们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能力，能够放大形象、宣传英雄的美德，但我们的制度却只是增加并放大了我们的影子。不知为何，我们没法做到完全不加思索，满足于崇敬或尊重我们自身的空虚映照在镜中的形象（无论我们到底有多想这么做）。我们不断偷偷怀疑，伟大是不是天然就罕见，伟大到底能不能合成？或许，我们的祖先将人类之伟大与对上帝的信仰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或许人类不能创造自己。或许英雄是天生的，而非造就的。

我们时代这些讽刺的失望之处，其中最挑动人心的是我们为了满足自己对人类之伟大的过度期望所做的努力。在自然只允许一位英雄诞生之地，我们徒劳地栽培出几十个人造名人来。今天，只需开始歌颂一位英雄，他就会蒸发为名人。“在贴身男仆面前，没有人能做英雄。”——或许，卡莱尔还会加一句：“在他的《时代》记者面前也一样。”有趣的是，在我们这个满布大人物的世界里，真英雄都是无名氏。在这个充满幻觉与准幻觉的生活中，身上可供崇拜的素质不仅限于其名气的人、拥有实实在在美德的人，总是不为人所知的英雄：老师，护士，母亲，好警察，干着孤独、低薪、没什么光彩、不为人知的工作的认真员工。但吊诡的是，这些人之所以还能是英雄，正是因为他们不为人知。他们的美德不是我们努力填补自身空虚的产物。他们的默默无闻保护他们不被闪耀而短暂的名人生涯所害。唯独他们具有神秘的力量，来克制我们对超现实的伟大的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