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集体主义
成本的均摊是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时候，经过验证的有效办法，是集体主义的本质。
成本不会在个体之间加码，维持集体荣誉感，只是一种统治手段而已。
连坐机制是为了瓦解集体内部的团结，却打着集体荣誉感的幌子。集体荣誉感的实质是对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有归属感的集体，根本不缺集体荣誉感。
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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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pane 特征
首先，即使仅从数量上考虑，形成群体的个人也会感觉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这使他敢于发泄出自本能的欲望，而在独自一人时，他是必须对这些欲望加以限制的。他很难约束自己不产生这样的念头：群体是个无名氏，因此也不必承担责任。
在群体中，每种感情和行动都有传染性，其程度足以使个人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牺牲他的个人利益。这是一种与他的天性极为对立的倾向，如果不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他很少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时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思想和感情因暗示和相互传染作用而转向一个共同的方向。
在于群体中的人，一些能力遭到了破坏，同时另一些能力却有可能 得到极大的强化。
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但是从感情及其激起行为的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要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按时具有什么样的性质 。群体固然经常是犯罪的主体，然而它也是英雄主义的群体。正是群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会不顾一切的慷慨赴难，为一种教义或观念的凯旋提供了保证；会怀着赢得荣誉的热情赴汤蹈火。种种英雄主义毫无疑问有着无意识的成分，然而正是这种英雄主义创造了历史。如果人民只会以冷酷无情的方式干大事，世界史上便不会留下他们多少的记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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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pane 感情观和道德观
群体的冲动、易变和急躁
孤立的个人具有住在自己的反应行为的能力，群体则缺乏这种能力。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就义。正是群体，为每一种信仰的胜利不惜血流成河。群体不会做任何的预先策划，他们可以被最矛盾的情感所激发，但是他们又总是受当前刺激的影响。群体的这种性格使它们难以统治，当公共权力落到它们手里时尤其如此。一旦日常生活中各种必要的事情不再对生活构成看不见的约束，民主便几乎不可能持久了。群体不仅冲动而且多变，它们不准备承认，在自己的愿望和愿望实现之间会出现任何障碍，它没有能力理解这种中间障碍，因为数量上的强大使它感到自己势不可当，对于群体中的个人来说，不可能的概念消失了。
群体的易受暗示和轻信
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群体对事实熟若无睹，把歪曲性的想象力所引起的幻觉和真实事件 混为一谈，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暗示的起点一般都是某个人多少有些模糊的记忆所产生的幻觉，在这一最初的幻觉得到肯定的之后，就会引起相互传染。只能把史学著作当做纯粹想象的产物，它们是对观察有误的事实所做的无根据的记述，并且混杂着一些对思考结果的解释。
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
造成的结果就是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为何物，怀疑一旦说出口，立刻就会成为不容辩驳的证据。在群体中间，傻瓜、智力不全者和心怀妒忌的人，摆脱了自己卑微无能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残忍、短暂但又巨大的力量。群体的这种夸张倾向，常常作用于一些恶劣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体没有能力在巧妙的影响之下，表现出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或最崇高的美德，他们甚至比孤立的个人更能表现出这些品质。群体因为夸大自己的感情，因此它只会被极端的感情所打动。
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
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群体强烈的受着无意识因素的支配，因为很容易屈从于世俗的等级制，难免会十分保守，对它们撒手不管，它们很快会对混乱感到厌倦，本能的变成奴才。
群体的道德
如果“道德”一词指的是持久地尊重一定的社会习俗，不断抑制内心的冲动，那么完全可以说，由于群体太好冲动多变，它们不可能是道德的。相反，如果我们把某些一时表现出来的品质，如舍己为自我牺牲、不计名利、献身精神和对平等的渴望，也算作“道德”的内容。群体经常会表现出很高的道德境界。群体可以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但是也能表现出极高的献身、牺牲和不计名利的举动，即孤立的个人根本做不到的极崇高的行为。以名誉、光荣 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最有可能影响到组成群体的个人，而且经常可以达到使他慷慨赴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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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群体下限
所有群体印象取决于群体下限而非上限，所有群体的走向，受上限群体影响，但取决于下限群体。
判断一个群体最终走向，只需要预测此群体最下限的代表即可。比如：只需要知道一个班级中倒数第一名的成绩，就能大概预估出此班级的升学率，并不需要知道每一个学生的成绩。
如果想改变某一个群体的对外界产生的印象，一定是以提高群体最下限的门槛为基础。比如：淘宝早期的印象就是便宜货、假货多，到后来增加入驻门槛，这就是提高群体下限，再到后来品牌入驻，都是变相提升群体的门槛下限，而这样就能自然而然的改变了群体印象。
在线上社群中，判断能否长期稳定的沟通，往往是取决于能否与社群中认知最低的那个人进行沟通，如果不能正常沟通，最好的方式是离开。
自净
当一个群体无法对群体之内的无序个体进行惩罚自净的时候，那么个体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将由群体承担。
如果对于无序个体非但不进行自净惩罚，反而是对其进行保护，则会引起利益受损方的攻击。如果筛选成本过高，此时的利益受损方将不会对其群体中的个体进行甄别，而是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当一个群体对于群体中的个体进行惩罚自净之后，即释放出一个信号：无序者已经遭受惩罚，或者将此无序者剔除出群体。这时候无序个体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便不会影响到群体，利益受损方也不会将损失归咎于无序者曾经所处的群体。
负向偏颇
也会使我们牢记与其他族群互动关系中的恐惧不安，却比较容易忘记彼此其实长时间是相安无事地共处的。这是激起族群暴力的一个强效因素。领导者会借凸显敌营的负面形象和行为来操弄群众情绪，即便群众与敌营长久并存的时间中只偶然发生过问题，即便过去甚少有暴力冲突，这一招往往仍能奏效。
自己人的祸福与共感会增强，这种感觉可以名之为内聚力，或是爱国精神、民族主义。内聚力增强连带着三种改变:对领导者更尊敬，把自己族群的价值观更加理想化，更愿意惩罚自己人之中的离经叛道者。
个人如果批评自己族群的价值观或行事常模，或是拒绝参加与共同防卫相关的活动，很有可能遭到惩罚。族群感觉敌人威胁越大，内聚力就越强，对偏离共同拥护的价值常模的分子惩罚也就越重。一个族群如果认为受威胁到了必须把敌人杀光的程度，对于不积极赞成杀光敌人的分子很可能以死亡为惩罚，甚至可能把偏离分子的家人也都处死。
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具有强烈的道德色彩，因此无论是积极地还是消极的，都有可能被政治利用。即，身份认同的拓展可以走向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色彩，自然而然占据道德高地；片面单一的身份认同同样可以自证其高尚且热切的民族主义立场，在民众心中引起共鸣。
宗派利用身份的单一化制造对立，并在其中诱导暴力。身份认同是否真正成立，取决于行动者，而非被定义者。
集体记忆
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在1925年首次完整地提出，以跟个人记忆区分开。
集体认同的一个作用是强化了集体记忆。集体认同可以看做是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框架，以强大的集体意识作为准则。人们生活在其中，个体的记忆会逐渐被群体同化，成为能够被触发的回忆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个体不同的记忆会由被反对到淡化，然后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集体所认同的意识所同化，并且通过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形成集体稳定的文化意识形态。
集体认同的另一个作用是通过权力对集体记忆进行重建。现存社会秩序包含政治、经济等方面要素，其中的权力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或决定了集体认同，进而对集体记忆的场景影响和重建。在极权主义的社会下，统治者可以用权力制造恐惧来控制人民对事件的记忆。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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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pane 社会性
它是被历史、文化、政治等外部力量“形塑”的产物，也是记忆主体能动性建构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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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pane 选择性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指出，记忆是依赖于周围的情境而对记忆内容有选择地加以重构。过去只有被选择，才能被感知和记忆，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集体失忆”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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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pane 系统性
哈布瓦赫指出，记忆只在唤起对它们回忆的心灵中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些记忆让另一些记忆得以重建。集体记忆其内在是彼此联系的，不是分散孤立的，在不同的群体中对于同一件事的记忆会有不同的联合方式或意义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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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pane 独立性
集体记忆要作用于集体中的个体发挥效应。刘易斯·科瑟指出，集体记忆只是作为群体成员的个体才进行记忆。群体的记忆需要通过个体来实现，并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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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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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pse-item 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范式认为集体记忆是现在对历史的重建。哈布瓦赫也有“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的论述引。而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诺维克沿承了哈布瓦赫理论中的建构主义思想，认为“集体记忆”的核心特征是非历史性，甚至反历史性的。“记忆并没有完结，而是在现实中得到延续，‘集体记忆’是一个不断制度化的过程” 。韦尔奇(James Wertsch)也从建构主义的范式出发，将“集体记忆”分为三种类型：同质型集体记忆、互补型集体记忆和冲突型集体记忆，它们是同一集体内成员建构记忆的不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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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pse-item 功能主义
功能主义范式认为集体记忆最重要的功能是集体整合。哈布瓦赫对集体记忆的功能也进行了探讨。在概念化“集体记忆”的过程中，他始终强调集体记忆的一个显著功能就是维持群体的稳定和完整。亨利·罗素发展了哈布瓦赫的思想，论述道“与个体记忆一样，集体记忆也支持着各种认同。它在情景中跨越了个体的边界而进入集体领域，它支持了族群认同、国家认同、市民认同以及其它认同”[^抗战记忆] 。
[^抗战记忆]:为何抗战老兵记性不靠谱 · 黄章晋 · 2015年0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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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
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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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pane 语录
群体议论容易把原本良性的批评演变成一种恶意围剿。无边界的指责总会滋生疯狂的审判。
当抛弃自我，成为一个紧密团体的一部分时，就不仅抛开了个人利益，同时也抛开了个人责任。一个人如果没有了恐惧、犹豫、怀疑和非感，他会变得有多残暴和冷酷，令人不敢想象。当在群众运动中丧失了自我独立性，就得到一种新自由——一种无愧无疚地去恨、去恫吓、去 撒谎、去凌虐、去背叛的自由。这毫无疑问是群众运动的部分吸引力之所寄。在群众运动中，获得了“干下流勾当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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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pane 合群
不要讨厌自己不合群的样子，更不要忘了自己的与众不同多迷人，当你活成了别人不敢活的样子，你就冒犯了他们装模作样的人生。
既然不屑与之为伍，又何必害怕与众不同？
我不合群，很少解释，不发声回应。于是人们对我的所作所为作出评价。其实那不构成我的万分之一，但从那些评价中，我看到了他们自己。
当有人责怪你不合群的时候，说明你没有委屈自己，是一件应该高兴的事。
人们评价一个种族、国家或任何其他群体时，往往是在该群体最低劣的成员中取样，这种做法尽管有失公允，却不是全无道理，因为一个群体的性格和命运，往往由其最低劣的成员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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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子
群体就是在你遇到困难时，他说无能为力；在你遇到不公时，他说要正确对待；在你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说要顾全大局；在你受到诬陷时，他说你要相信群体；在需要有人做出牺牲时，他说群体考验你的时候到了；当需要有人冲锋陷阵时，他说是你坚强后盾；在你取得成功时，他说是群体培养的。
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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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pse-item 战争
战争能够提高群体灭亡的风险，所以能大大加强群体团结。激发群体认同感最强烈的，是承诺参与者某种不朽价值的那些团体，比如“正义”的战争。
一些影片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帝国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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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pse-item 饭圈
饭圈文化之所以被诟病，这要是因为饭圈群体的集结，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的集结，如果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的群体为善，那自然是好的，可如果为恶呢？很多政党的诞生，难道不也是一种饭圈文化么？对于饭圈的打压，可能不仅限于群体的盲从，而是饭圈群体有着对政体冲击的可能性，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从一开始便会被扼杀在萌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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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知
书籍
- 《乌合之众》 · 古斯塔夫·勒庞
- 《狂热分子》 · 埃里克·霍弗 · 广西师范出版社
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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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pse-item 张艺谋和法西斯美学
“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如果学生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在纳粹德国，女导演莱妮。瑞芬斯丹(Leni Riefenstahl)拍摄的《三六年柏林奥运》，尤其是记录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被视为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
在当今中国，当红导演张艺谋，则以拍出推崇秦始皇以强权、集权“统一天下”的《英雄》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被钦定为北京奥运开幕式的总导演。
瑞芬斯丹和张艺谋虽然生活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但他们却有很多相似之处，比较两者的异同，人们可以清楚纳粹美学观对艺术家的影响，两者的惊人共性。
第一个类似：底层出身、个人奋斗，到官方“加持”。
近年美国出版了两本有关瑞芬斯丹的传记，一本是译自德国科隆大学影视艺术史教授特林本(Jurgen Trimborn)所着的《瑞芬斯丹的一生》，另一本是美国学者巴赫(Steven Bach)写的《瑞芬斯丹传》。据这些传记，瑞芬斯丹出生在柏林的一个底层家庭，父亲是水管销售员。但她从小就要出人头地，16岁时，就曾饰演裸露的女孩角色，但电影完全失败。随后她转向跳舞，曾和一个比她大19岁的粗鄙网球手同床，并学会了她后来的信条——利用男人达到自己目的。一个犹太银行家曾爱上她，她拒绝结婚，但乐见这个银行家出钱出力帮她跳舞出名。她自我奋斗，但不断受挫，还一度膝盖受伤，使舞蹈生涯无法继续。直到她在电影《高山》的演出默契了希特勒的纳粹美学，她才开始大红大紫。
希特勒说，“我一生在电影中看到的最美丽景色，是瑞芬斯丹在《高山》的海上跳舞。”因为希特勒从中看到了这个女人的偶像崇拜，权力崇拜，和征服欲。所以希特勒掌权后，瑞芬斯丹就成了纳粹艺术宣传的首席指挥，更是法西斯美学的展示者、阐述者，并藉此达到了她艺术和声望的顶峰。
张艺谋也出生在社会底层，并在上山下乡、工厂劳动时吃了苦头。后来进入电影学院，靠个人奋斗出头，早期作品曾带抨击制度的色彩，也描写荒唐大时代下的小人物的悲惨命运。他靠在国外获奖成名，却在国内受挫，好几部电影都曾被当局禁映。后来其作品则越来越“规矩”，到拍出和官方意识形态完全默契的《英雄》、《秦始皇》(戏剧)、《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就已成为官方导演，到出任奥运开幕式总导演，其地位则窜升到影视宣传“紫禁城总教头”地步。
第二个类似：美学趣味相投。
瑞芬斯丹在两部记录片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她的法西斯美学。她史无前例地用一连串的群众呐喊、军人方阵、高山大海、纪念碑、游行队伍等整齐划一的大场面，制造出一种秩序的威严、权力的崇高、意志的战无不胜。
在《意志的胜利》中，那种人群方阵、旗帜海洋，齐刷刷、炮筒般高扬的纳粹礼，把国家主义、群体主义、民族主义的意像，放大到美学的极致。在《三六年柏林奥运》中，奥运精神被置换成纳粹精神；最应体现个人自由的奥林匹克，成了群体狂热的法西斯英雄仪式；银幕上“战斗”“胜利”等旁白，预示了后来的奥斯威辛和征服欧洲的屠杀。
美国有评论家说，法西斯美学的特点是：对控制、服从、奋斗、痛苦这四种特性的着迷并为之辩护。在瑞芬斯丹的镜头中，是领袖控制一切，人民服从国家，为日耳曼民族奋斗，什么痛苦都坚忍前行。因为他们相信群体主义的远大目标是辉煌、壮丽的，是值得牺牲、献身的。在瑞芬斯丹的镜头中，触目皆是那种泰山压顶般的群体阵势，那种绝不可被挑战的秩序，那种令个体不寒而栗的霸气。
张艺谋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例如他的《英雄》，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秦皇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瑞芬斯丹在《意志的胜利》里，把希特勒回到纽伦堡拍得如弥赛亚回到人间一般壮丽。张艺谋则把《英雄》里的秦皇亮相、《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父王回朝，渲染成绝对权力的降临，象征着皇帝的至高、至尊，绝对的等级，绝对的权力。所有人都惊惶、紧张、敬畏、恐惧，他们都是整齐划一的蚂蚁，规格相同的螺丝钉，毫无个体气息的雷同道具。
在瑞芬斯丹的摄影机下，纳粹手臂是统一的，军靴迈进是统一的，旗帜和掌声是统一的。在张艺谋的秦王大军那里，万剑射杀是统一的，“杀不杀，杀！”的喊声是统一的，“风，大风”的吼叫是统一的;在《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连宫女制药、送水的动作都是统一的，甚至连裸露乳房大小都像蒸笼里的馒头一样被挤成统一规格。他用这种夸张的“整齐划一”，造成一种视觉效果，促人欣赏“整齐之美”；而在欣赏“整齐之美”的过程中，就潜移默化得到一种心理暗示：一致性、一统性、一贯性，不仅有其无法挑战的威力、威严，更有令人欣赏的绚美。在这种“整齐划一”的美丽中，任何不同、任何出格，任何个性，都会因破坏这个“统一之美”而令人无法接受。
这种群体主义美学，在张艺谋导演的北京奥运开幕式中更为突出：千百人组成一个方阵，千百人构成一个画面，千百人变成一道景观，其步调一致到可与电脑控制比美的地步。
这种高度一致、整齐划一的画面展示的是：群体才是最美丽的，群体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在群体之中，你才有价值；没有群体，就没有你。张艺谋要传递的是：在这个灿烂、美丽、威严的群体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只有成为这个雄伟群体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骄傲之感。这种一种巩固君王统治的群体主义哲学，这是一种践踏个体主义的专制美学！
张艺谋的影片一向很注重色彩，而且即使在这个技术层面，他也毫不掩饰地展现那种法西斯美学。例如《十面埋伏》是绿色，《英雄》是红色，《满城尽带黄金甲》是菊黄。张艺谋在每一部电影里，把一种颜色推到极致；用这种全银幕的同一色彩，呼应上面那些统一的群体、统一的行动、统一的吼叫；再次用视觉效果，强化“整齐划一”、群体的辉煌。在这里，无论是全绿，全红，还是全黄，关键在于“全”，是独尊的全色，没有余地的单一。在这个“全色”里，任何的杂色，都会刺眼，都不可以被允许。
这种表现群体意志、整齐效应、单一色彩的艺术手法，都清晰地展示出和法西斯意识形态非常吻合的观念：那就是把“群体、统一”推到至高地位；而对“个体、独特”则不仅蔑视，更要泯灭。
除了群体、整齐划一之外，瑞芬斯丹喜欢拍体育场的宏伟建筑、高耸的纪念碑等，因为这种意像更具崇高感、权威感；有法西斯美学所需的壮观、神秘、权力三要素。而张艺谋则喜欢拍紫禁城、宫殿群，也是因为这种辉煌的建筑，本身就是皇权的象征。《英雄》的结尾在紫禁城，《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结尾也在紫禁城，都标示着最后是宫殿所代表的权力胜利。
第三个类似：国家意志相近。
瑞芬斯丹的镜头，放大的是国家的崇高，日耳曼民族的优越，领袖的伟大；张艺谋的镜头，渲染的是“天下”的至圣，中华民族的辉煌，皇帝的威严。在这种“世界”，个体的存在，个性的声音，个人的自由等等，不仅微不足道、毫无立足之地，也不可避免注定要失败、灭亡的命运。在《英雄》里，任何想反抗皇帝的侠客，都以自我毁灭告终。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即使贵为王后、太子，只要违背父王意志，也都身败名裂，遭灭顶之灾。那种父王大军的排山倒海、不可逾越的盾牌方阵，以及万众齐声的呐喊，都是瑞芬斯丹《意志的胜利》的回响，即权力意志的胜利，同时也是想脱离王者的个人的毁灭。
对于瑞芬斯丹来说，德意志的强大，日耳曼的崛起，是高于一切的；而领袖则是国家民族的化身，因此她把片子拍成了“希特勒就是德国”。
对于张艺谋来说，则是“朕即天下”，天下高于一切。为了这个“天下”，即使“十面埋伏”，血腥杀戮，导致千万人头落地，那个最终的胜利者都是“英雄”。而那些想反抗者，不仅被“天下”的雷霆之力砸得粉碎，幸存者还被征服天下的“英雄”感动，自己了断，自我神圣。
在《英雄》中，那个要杀秦王的刺客，最后被朕要统一天下的雄心伟业感动，放弃到手的机会，选择被万箭穿心，成全那个“天下”。他死的时候，没有愤怒，没有悲伤，而是像《一九八四》中那个被洗脑、把四个手指头硬看成五个的史密斯一样，在被处决的时候，是含着对老大哥的敬意和满意的微笑而离开的。这才是最大的残酷。
正是这种国家意识，瑞芬斯丹把体育比赛拍成了“一种仪式化的英雄伟业”，个体之间的竞赛，变成国家意志的对决。当德国选手获奖、德国人起立狂呼，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时，个人的胜利，已经成为群体要求的胜利、国家意志的胜利，德意志的荣耀。因此有人把《意志的胜利》译成《德意志的胜利》。
第四个类似，效果殊途同归。
《 主义的起源》作者阿伦特说， 主义最重视掌握两样东西，一是群众，二是宣传。纳粹宣传家戈培尔宣称，要把电影变成一种宣传工具，因它是最能俘虏大众的手段。瑞芬斯丹的两部纪录片，对宣传纳粹主义，对人的洗脑，所起到的无形而巨大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有记载和评论说，无数德国人坐在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一直热泪盈眶，当他们离席起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笃信希特勒是一个英雄，是上天派来的弥赛亚。他们决心为他做一切事情，包括慷慨赴死——很多人的愿望实现了。
即使在今天的中国网站上，还有人写道，“人们再一次感受到这两部作品中强大的力量、秩序和美。”有的中国教授甚至不敢把《意志的胜利》在课堂上全部放完，说“它的力量太强大了，我担心如果学生把片子看完，就会变成真正的纳粹。”还有中国网民激愤地为瑞芬斯丹抱不平说，“一个神话追求者，最终将她的生命编织成神话。一生酷爱运动和美的美丽女子，究竟错在哪里，罪在何处？”
张艺谋那种推崇国家、维护天下、荣耀暴政、独尊群体、泯灭个体的电影，在中国个人主义意识刚刚萌芽的今天，起到多少扼杀、窒息作用，也是难以估量的。
第五个类似，“英雄”所见略同，都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2003年去世、活到101岁的瑞芬斯丹，至死都没有为她的纳粹宣传认错，坚持认为那两部片子不是“宣传性的纪录，而是纯粹的历史”，并强调对纳粹集中营一无所知，在波兰时“我从没看到一个尸体，无论士兵还是平民的。”但上述美国学者巴赫的传记说，有照片证实，纳粹在波兰一次处决几十个平民的屠杀现场，就有瑞芬斯丹，虽然她脸上有扭曲的表情。
她拍的《三六年柏林奥运》，特意选在希特勒生日举行首映式，作为“生日礼物”献给元首。希特勒则回报说，“这部作品赞美了我们党的强壮和优美，它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比拟的。”
早在纳粹上台前，她就说过，“只要犹太人做电影评论，我就永远不会有出头的机会。大家瞧吧，等希特勒上台，一切都会改变的。”希特勒第一次见到她，就决定“等我们掌权，你一定要给我们拍电影。”而她曾对记者说：“对我来说，希特勒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人。他非常朴素，而又充满男性的力量，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
美国学者瓦里纳斯(Algis Valiunas)在《克莱蒙书评》(2007年秋季号)发表对上述两部瑞芬斯丹传记的评论说：“声望，金钱，权力，诱惑她和纳粹交易”。但从瑞芬斯丹的一生来看，她的强人气质(72岁开始学潜水)，征服欲，事业狂和纪律性(她说不会爱任何一个男人)，都使她的日耳曼国家观和纳粹不谋而合，而不只是她“逢迎”当局。她说过，即使丘吉尔要她拍，也会拍出这样的纪录片。
在生命晚期，她还梦想拍一部女王电影：美丽、英勇的女战士族的女王，最后被希腊英雄所杀，但那位英雄抑制不住对女王的爱慕，和她的尸体交媾。瑞芬斯丹说，“我会用二千匹白马拍摄战争搏杀的场面”，还是要大场面，要“意志的胜利”。她说，那个女王就是我的个人肖像，热情果敢，充满勇气。听到有人拍她的传记片，她自己起了片名：被爱，被迫害，永不被忘记。这种劲头本身就带希特勒色彩。她即使不是传说的希特勒的情妇，也是他的“灵魂伙伴”(soul-mate)。
张艺谋的“天下”国家观，也是和官方意识形态“不谋而合”。虽然很懂得“艺谋”，何时“悄悄示爱”，何时“公开献媚”，拿捏准确，但张艺谋也并不是全然逢迎当局，而是自己欣赏那个意识形态里的东西，可谓一拍即合。而且张艺谋也有瑞芬斯丹式的“征服心理”。《英雄》的作曲谭盾曾在电视上这样评论张艺谋：“他是一个英雄，这个人他就是想当英雄。他非常非常的自信，也非常非常有手段……”
事实上，《英雄》这个片名和谭盾对张艺谋的评论都用词不当。他们歌颂的、想成为的，都不是英雄，而是“王”。英雄是挣脱群体、不靠团伙而站立的个人；而“王”是践踏个体、毁灭个人、完全依赖群体意志而生存的暴君。
三个不同：原创和模仿，阳刚和阴柔。
但瑞芬斯丹和张艺谋也有不同，起码有三点：瑞芬斯丹的片子毕竟有些原创：锐利的线条、亮眼的蒙太奇、张力的影像，律动的画面，广角特写等。而张艺谋的电影，则有太明显“二手货”的模仿痕迹。只不过当年只是黑白影片，而今天的高科技，可以调动鲜艳的色彩，把国家权力的形象，镀得光芒万丈。像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就用了三万个琉璃，使皇宫放射出更耀眼的辉煌。
瑞芬斯丹有一种原始的野心，自我的神圣。纳粹没有了，瑞芬斯丹还在，她的“女王之梦”还活着。而张艺谋的雄心，似有暴发户的底气不足。靠“天下”壮胆，他才能架起“王”朝幻梦。朝廷不在了，他的“王”牌野心还能继续吗？
第三个不同是，瑞芬斯丹的影片，用军队、纪律、钢铁、机械、胜利建构出一个阳刚世界。而张艺谋的电影，则体现中国特色的阴柔。在瑞芬斯丹那里，是铁骑的阳刚;在张艺谋这里，有闺房的阴柔。前者扩张国家的威风，后者渲泄团伙的委琐。前者充斥奇观、神秘、权力，后者则汇集阴险，阴谋，阴暗，并浸透着刻毒和残忍。
美国学者瓦里纳斯在他的书评结尾说，瑞芬斯丹“就像是个现实版的二流的女性浮士德，给邪恶戴上美丽的面具，宣称她一生都活在纯洁美丽之中。”而张艺谋则是给暴君戴上英雄的面具，让十四亿中国人都活在“十面埋伏”的“英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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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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