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回民起义，又称陕甘回变、陕甘回乱等。是发生在中国19世纪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场战争和动乱。
回民起义对汉族的大屠杀，开始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陕西，在陕西杀了约500万人。1863年，陕西回民在被清军退到甘肃后，对甘肃汉人进行疯狂大屠杀。虽然也有甘肃回民参加，但最残暴的是陕西回民，杀人最狠。据《中国人口史》一书的统计，回民起义前咸丰十一年（1861年）甘肃人口1945.9万人，战后光绪六年（1880年）人口仅存495.5人，人口损失1455.5万人，损失比例为74.5％。在甘肃，回民一次杀10万以上汉人的大屠杀有很多次，许多县的汉人被杀光。回民起义杀掉陕甘两省的总人口大约2000万人．这是世界近代史上最残暴的种族灭绝大屠杀。这次大屠杀比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手段更残酷。不分男女老幼，全部用刀砍死，用火烧死，进行种族灭绝大屠杀。
据《中国人口史》，泾州四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有人口92.8万，战争中人口死亡82.2万，损失88.6％。
平凉。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回民军队”陷平凉城府官……员死节者百余，士民死者十数万。”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推算，同治年间平凉府（包括华亭，隆德，平远，海城，固原）人口损失249.1万，占战前人口的88.6％。一次被杀十万人以上的例子很多。
在华亭县，据记载，“同治二年十一月，陕回入境，焚杀极惨。初土回叛变，尚爱乡土，不甚残毒。及陕回入境，无所顾惜，焚杀惨于土回十倍。华亭从此丘墟。”、“乡镇民屋焚杀殆尽，遗民数百悉逃莲花台。”、“平回后招安遗民，归城者仅七十余人，男女老幼死亡数万”。据《中国人口史》，华亭县咸丰十一年（1861年）人口约17.1万，战争中人口损失约达94％。也即基本上被杀完了。
隆德县。据载：”同治四年县破城，从此官逃庄浪，城空无主者五年。人民杀毙饿死十有八九，老弱逃尽，全县无二三十人家。全县村村焦土，十室九空。”人口死亡比例高达90％。而今这个县的人口，基本上均是战后移民。
固原县。回民军队与清军争夺的重点。同治二年一份奏报称，固原突被回军攻破，”民殆尽”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称：”固原回叛……城内官民男妇共死者二十余万人。”
据中国人口史，庆阳府战争中损失128.7万，占战前人口的91.3％。汉民基本被杀光。宁夏府。据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同治二年，回民军队”陷宁夏府城，汉民十余万被屠殆尽”。同年马化隆又陷灵州，”城中民人死者二万余”。整个宁夏府人口损失多达150万，战后仅存10多万。当时有一篇祭文有如下描述：“……同时赴义，数十万人，尽罹锋镝，天降鞠凶……“
花马池（现为宁夏盐池），原有10万人，战后只留下5947人。人口损失94.1％。汉人基本上被杀完。
陕回入甘经渭源、狄道至河州，屠杀甚惨。由于当时农村杀得很惨，能逃的则涌入县城，借城墙保命。然而城破之后，则被血洗。如渭源城破后，“屠毒生灵以数万计，满城官员皆死之。“另一记载：“残杀一日，辄死人民数万，血流成渠，尸积如山，伤心惨目。”渭源人口损失90％，人民基本被杀光。十年后才设官府，招民种田，原有住户只余十余家。
狄道。宣统甘肃新通志卷47记载，同治二年八月，回民陷狄道州城，居民十余万被屠。
靖远。同治五年，“陕回陷靖远县城，陕回结靖远回为内应，攻陷其城，靖民逃出者十之一二。《甘宁青史略》正编卷21则称，靖远破，“汉人死者男妇约十余万”。
损失最惨的是临潼县，人基本被杀完。
临潼县。据复旦大学史地所路伟东研究，临潼县1861年人口是26万。临潼县志载， “1862–1869七年，临潼县死亡人口30余万。渭河南北烧杀之灾无一村一人而幸免。”也就是说，不仅杀光了原来的人口，也杀光了这七年新生的孩子。《中国人口史》一书，列出了很多县的死亡情况，唯独对死亡最惨的临潼县没有提说。
泾阳县。据《中国人口史》一书，战前一年的1861年人口17，7万，战后6.7万，战争中损失11万。
兴平县。战前1861年18.4万，战争三年人口损失7.9万。
户县。战前16.2万，战争中人口损失比例超过三分之二。高陵县战前8万，损失4.8万。
富平县，战前31.8万，损失20.3万。
三原县，咸丰十一年（1861）三原县人口21.6万人，损失12.3万。据三原县志记载，回民起义两年间（1862─1863），“县旧隶五百余村俱残破，仅存东里、蔡王二堡”。
高陵县。回民起义前的1861年高陵县人口8万人。高陵县志记载，“同治三年（1864），县内人口锐减至32192人。”损失4.8万。
大荔县（旧制），战前22.4万，三年后仅余72679人，损失67％。
合阳县，战前29.9万，战后余14.6万，损失57％。
澄城县，战前20.6万，损失60％。
蒲城县，战前32万，损失64％。
华州（现华县），战前17.8万，战后不到9万。
以上回民起义死亡人数的资料均有据可查，主要是《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史部分）。另外，《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调查》一书，记录了很多大屠杀的过程。
这场回变很大程度上是回族上层宗教分子利用长期以来回汉民族的积怨，在判断大清将覆亡的错误认识下的一次典型的机会主义的“政治投机”而已——成功了，就可以在西北、西南一个完全回回的伊斯兰国。
既然是“政治投机”，就少不了斗争的不坚定和动摇，后来杜文秀、马化龙、马占鳌、马文禄都选择了“就抚”，“反正”就是这种“投机分子”的真实嘴脸——他们造反哪里是什么去为人民谋福祉啊，完全是一次标准的“政治投机”，成功了就伊斯兰化中国，失败了就与朝廷谈招安的条件。